35年后再访切尔诺贝利，核辐射会如何影响基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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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学术经纬

　　从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数百项核试验，到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再到福岛核电站事故与核废水排放。过去几十年，当普通民众谈到核辐射，很自然就会心生恐惧，将它与基因变异联系起来。今日，顶尖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两篇堪称“里程碑”的论文，在切尔诺贝利事件的35年后，利用最新的基因测序工具，重新评估了核辐射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第一项研究专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核辐射导致的基因变异，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研究人员们寻找到了当年负责清理现场的工人，或是居住在事故地点附近的居民（可能摄入含有核污染的食物），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做了全基因组的分析，寻找基因变异的影子。

　　本研究里，他们所寻找的是一种叫做“新生突变”（de novo mutation）的基因变异。这是一种出现在精子或者卵子中的基因变异，不存在于父母其他的细胞之中，却可以传递给后代。

　　研究调查了130名出生于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的人，其中有人在事件的46周后出生，有人在事件的15年后出生，有着广泛的范围。分析表明，与普通人群相比，他们体内的“新生突变”数量并没有明显变多。也就是说，该事件产生的电离辐射对下一代的健康影响微乎其微。

　　“我们的这些结果可以让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时，居住在福岛的人安心。日本的已知辐射剂量低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辐射剂量。” 本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Stephen J。 Chanock教授说道。

　　第二项研究中，科学家们则关注另一个问题——电离辐射对甲状腺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人们已经确凿观测到这种癌症的风险有所上升。为此，研究人员们分析了359名曾暴露在辐射下的人的甲状腺癌基因组。他们当时要么还是儿童，要么还在母亲的腹中尚未出生。此外，研究人员还找了81名没有暴露在辐射下的个体，将他们的甲状腺癌基因组作为对照。

　　具体来看，研究人员们分析了这些肿瘤里的致癌基因变异。和过去的报道一样，无论是辐射暴露组，还是对照组，许多调控细胞生长的基因都发生了变异。

　　但两组的基因变异类型却有明显不同。小时候暴露在辐射下的人，关键基因更多出现“融合变异”。研究人员们说，这可能因为电离辐射带有的能量，打断了DNA双链。当DNA双链重新修复时，可能将错误的片段连接进来，产生变异。相反，对于那些没有暴露在辐射下的个体，他们更多出现的是点突变。

　　而且研究人员们也观察到，暴露于辐射时儿童的年纪越小，DNA双链断裂与辐射暴露之间的关联就越强。这也表明DNA双链断裂可能是暴露于辐射后，最早出现的基因变异之一。这对辐射诱导的癌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该研究令人兴奋的一点在于，我们有机会将肿瘤的基因组特征与辐射剂量进行关联，这正是可能导致癌症的潜在风险因子。”本研究的负责人之一Lindsay M。 Morton博士说道。

本网讯_：超过半数医师月收入低于7500 认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

　　：超过半数医师月收入低于7500，认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

　　记者 | 周姝祺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我国数百万医务工作者投身到一线抗疫中，恪尽职守，得到社会赞誉；但另一方面，暴力伤医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今年一月，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遇恶性伤医事件，就曾引发网络热议。

　　为探究医生们一边被“捧上天”，另一边则被“弃如履”的两极医患关系，了解医师群体的困境，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于2020年12月对医师群体展开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2021医师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调查发现，不到三成的医师月收入过万，超过六成的医师对医患关系存在“过敏”倾向。

　　超过一半医师收入低于7500，且工作强度大压力重

　　报告指出，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发展，医师的学历门槛逐渐增加，本科以上的医师占全部样本的92.97%。其中，超过一半是本科毕业生，32.77%的受访者是硕士毕业生，另有7.74%的医师拥有博士学历。

　　在收入方面，超过一半的医师月收入少于7500元，月收入过万的医师不足30%。报告指出，结合此次调研以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为主要背景，推测我国医师群体总体月收入水平可能更低。

　　在薪资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医师的工作强度极高。从本次调查来看，医师平均每天出诊时间约为7.77小时，科研时间约为1.47小时，每周平均工作约5.77天。在这样的强度下，仅有11.8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不至于“精疲力竭”。

　　本职工作对时间、精力的高要求使得医师参与兼职的情况十分有限，仅7.07%的医师有常在工作之外从事医疗相关的兼职情况，5.75%的医师则在工作之外从事与医疗无关的兼职。

　　此外，医师还面临多重压力。调查中近七成的医师认为感到科研压力大；55.56%的医师认为业绩考核任务重；还有半数以上的医师们对于工作流程的效率抱有质疑，感到自己要在“不必要程序和操作上耗费过多精力”。

　　在工作之外，医师们还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65.40%的医师认为公众对医师群体有误解，舆论压力大，并且感到“医护人员合法权利难以保障”。与此同时，高强度工作也挤压了他们对家庭和生活的关注，超过六成的医师都感到“自己为工作付出太多，无暇顾及家人、生活”。

　　与高压的工作相对，医师们在工作环境中得到的支持不足。在休假方面，仅16.99%的医师认为所在医院的休假制度行之有效；不足半数的医师对与领导沟通和科室之间的交流持积极态度；只有不到四成的医师认为自己所在的医院提供了充分的培训和成长机会。

　　基于上述的多种困境，医师们在职业认同上产生矛盾。一方面，医师自身对职业的认同程度尚可，仅17.86%的医师明确地不愿意一辈子从事医生职业；但另一方面，超过半数的医师都明确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不要从事医生职业，仅13.97%的医师愿意后代拿起“接力棒”。

　　八成以上医师无医患冲突，但超半数认为医患关系紧张

　　调查发现，医生和患者之间相处时间极为有限。医师日均接诊病人达到26人，与每个病人的互动时间只有16分钟。调查指出，尽管具体的互动时间取决于患者的病情，但是庞大的问诊需求也束缚了医患互动的充分性。

　　在有限的互动下，医患信任的建立更加困难。接近九成的医师都同意获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十分重要，也赞同应用温和的语调、礼貌用语、积极的言辞等沟通方式。但75.57%的医师也表示，当患者等待时间越长，越不利于双方沟通，因此造成两难状态：与前面患者互动越久，后面患者越是急切，沟通更困难。

　　从实际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医师与患者的沟通都是顺畅的，但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处处有迹可循。比如，只有不到半数的医生认为患者“经常”或“几乎总是”提供诊疗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并遵循治疗计划；超过五分之四的医师经常遇到患者或家属对自己的不信任。另外，超过90%的医生都遇到过“患者或其家属对医学知识一无所知，盲目怀疑”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医患冲突很少发生，被的情况也是小概率事件（16.33%），被患者威胁、恐吓的频次也很低，近八成的医师从未遭遇过如此情况。

　　不过，与实际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师群体对于医患关系的感知有着“过敏” 的倾向。超过半数的医师都认为当前的医患关系“紧张”或“非常紧张”。对五年内医患关系能够改善持乐观态度的医师仅有17.71%。

　　面对潜在的医患纠纷，57.95%的医师都感到害怕或非常害怕，并且接近七成的医师认为媒体、舆论对医疗纠纷的报道不实，甚至超过三分之一的医师会为了避免医疗风险而倾向于回避收治高危病人。

　　另外，此次报告还对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进行了调查，只有不到两成的医师肯定了市场化的积极成果，并且近半数的医师都同意“医疗事业的市场化使得医患关系变差”。

　　调查指出，市场机制让医师们的工作氛围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近半数的医师们认为，在其工作的医院中，同事都以评职称、增收等为主要目标。此外，市场化的管理原则讲究权责分明，为规避风险，86.54%的医师至少会考虑“在患者患有某种疾病的可能性不大的时候仍然建议其进行相应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