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味”乡村融入艺术气息 浙江传统村落奔向振兴路

曲谱网_：“土味”乡村融入艺术气息 浙江传统村落奔向振兴路

　　绍兴4月26日电(记者 项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艺术被寄予了厚望。对于一个“未加修饰”的传统村落而言，“艺术振兴乡村”成为不少村庄的探索方向。

　　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地处长三角南翼的浙江，一直将乡村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眼下，该省诸多乡村将现代艺术理念融入村庄发展，位于浙江东部、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坡塘村便是其一。

　　坡塘村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既是绍兴“稽山鉴水”中的稽山片区，也是绍兴特色曲艺“莲花落”始祖唐茂盛的故乡。2021年，绍兴全市将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重点打造13个具有绍兴辨识度、有发展增收能力、有引领带动作用的“乡村振兴先行村”。坡塘村被列入这一培育名单。

　　然而，“如何先行”也给坡塘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国海出了一道难题。“6年前，我们村还是一个环境差、经济弱的小山村，经过这些年的村容翻新、生态修复、土地盘活，如今已焕然一新。”罗国海畅想，进一步提升乡村“气质”，艺术或许是一条道路。

　　“小康梦实现后村民总会有一种精神追求。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艺术是一件绕不开的事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主任、“艺乡建”创始人陈炯近日受访时谈及，艺术对于村民，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更是“无用之用”。

　　陈炯长期专注“艺术振兴乡村”研究和实践。连日来，其所带领的艺术家团队进驻该村，走访村落、与民交谈，期翼以艺术魅力进一步激活乡村底蕴和活力。

　　“浙江的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基础总体比较好。若要进一步迭代升级，关键是聚焦村民的生活，从生命价值、幸福等关键点进行发力。”在陈炯看来，村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艺术振兴乡村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建设，而要以村民为主体，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培养村民的美学、美感。

　　以坡塘村云松自然村为例，该团队在熟悉村庄现状后，将首先对公共微环境进行改造，即让村民们感知到艺术设计理念后，鼓励村民们奇思妙想，创新一些“土味”且有新意的手作。

　　艺术振兴乡村，还需要答好“将生态人文优势转化成产业经济”这一必答题。在罗国海看来，“要以文化为主线、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为基础，保留乡村风貌，激活村落特色，让村子有‘粘性’、有魅力。”

曲谱网_：“先医后药”，让互联网医疗告别“对药下症”

　　“先医后药”，让互联网医疗告别“对药下症”

　　■ 社论

　　治理互联网医疗“对药下症”乱象，除了要在规则与技术等层面加快制度建设外，在监管中理顺“医”“药”关系也尤其重要。

　　看病、开方、买药，看病问诊的正常流程是对症下药。但反其道而行之的“对药下症”逆向操作，却出现在互联网医疗过程中。据报道，有媒体记者于日前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购药，发现多家平台流程均是先选购药品，后根据药品配处方，且审核走过场，连用11岁的儿童身份也能轻松买到麻醉类药品。患者想开什么药，医生就给什么方，不进行详细问诊，先尽量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成为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工作常态。

　　毋庸讳言，作为方兴未艾的一种新事物，互联网医疗模式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诸多方面尚待规范。报道中，在药品配送环节“对药下症”，就是突出问题之一。而颠倒“医”和“药”的次序，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对此，除了要在规则与技术等层面加快制度建设外，在监管中理顺“医”“药”关系也尤其重要。

　　在一些互联网医疗平台上，对症下药变成“对药下症”，有其“互联网特征”。比如，线上医生诊疗，开口就问“想开什么药”，药店先抢单，再找医生“补处方”，以及只管根据患者的要求“续方”，不根据病情进行调整等，都是其“对药下症”的典型表现。即便在相对正规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上，由于只复诊不初诊，多数情况下也只是“照方开药”。线上无法做检查、卖药可以迅速变现等，也推动着互联网医疗的天平，向重药轻医的方向倾斜。

　　以卖药为目的，医疗成为卖药的手段，如此颠倒，风险极大。治疗手段包括服药、手术、理疗等多种形式，治疗服务于医疗，是医疗的组成部分。先有医、再有药，可以无药、不能无医，是医生须坚守的底线。医疗反过来为药品服务，想卖什么药就杜撰什么病、患者提什么要求就开出什么处方，这类做法在性质上，与先做手术再下诊断的荒唐行为并无区别。只不过手术做错了，或许当场“下不了台”，而药不对症的危害更掩蔽，也更容易被忽视。

　　就此来看，在压实相关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强化互联网医疗监管势在必行。尤其是当前，互联网医疗发展势头强劲。“十四五”规划也明确，要在医疗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推进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互联网医疗不仅得到了政策的鼎力支持，现实中也进入数量和质量均迅猛增长阶段。但互联网医疗发展有多快，监管模式也需保持同步更新完善。

　　具体而言，医疗数据共享、处方签名互认、线上线下协作等方面的短板有待补齐。多主体利益分配与责任划分、完善适应互联网特点的处方药监管方式等，也有待进一步明确规则。打破“不得首诊”禁忌，互联网诊疗才能减少药品依赖，带有更多“医”的成分。为此，严格理顺“医”“药”之间的关系，应成为监管基本原则。

　　而针对“对药下症”这类行为，监管可视为药品销售乱象来处置。要看到，这种乱象背后，还存在不合理医疗、违反操作规范、故意漏诊或错诊等违规医疗行为，监管层面就要回归先医后药的正确次序，以不当医疗行为来作针对性处罚，以震慑、规范“对药下症”等乱象。

曲谱网_：【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个春节，陈云为什么建议部长们不拜年？

　　北京4月26日 (记者 夏宾)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是万家团圆、热闹喜庆的美好时刻，对于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春节也是考验作风的重要时点。

　　1950年2月16日，除夕，正当京城百姓忙着置办年货，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时，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还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召集部分部长研究财经工作，工作气氛十分热烈。

　　新中国刚刚成立，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很多事情和问题都千头万绪，经济方面的新课题尤其多，哪怕是除夕，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也坚持和部长们一起加班加点。

　　散会临别时，陈云对大家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了，我不给你们拜年，你们也不要给我拜年，互相之间也不要拜了。”

　　那春节放假该干什么呢？陈云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大家待在家里，泡上一杯清茶，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想一想，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哪些做对了，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很好总结一下。也想一想明年抓几件什么事，怎么干法？”

　　陈云建议部长们“不拜年”有着极强的时代深意，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财政经济面临很多困难，国民党政府治下有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亟待整治；另一方面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必须有新气象，要狠抓党风政风，坚决杜绝旧社会、旧政府在春节期间借机浪费、贪污的现象。

　　其实，在1949年12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关于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客、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

　　如今，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廉不廉更要看“节和年”。一些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不少就始于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盛情难却”。个别人把春节当成了拉关系的契机，把“年关”当“敛关”，“廉关”在“年关”失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驰而不息正风肃纪，每逢年节必对党员干部“耳提面命”，同时也在全社会推动务实节俭文明过节的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