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带娃”成难题 怎样帮育儿家庭解后顾之忧？

曲谱网_：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将美国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

　　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6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宣布将美国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名单上的国家不允许雇佣俄罗斯公民在其外交机构中工作。

　　扎哈罗娃表示，最终的名单将由俄罗斯政府内阁研究确认后公布。她强调，目前的结果是完全由美国的不友好行为所导致，具体来说是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驱逐外交官等行为。

曲谱网_：聚焦课后“三点半”问题：“官方带娃”叫好难叫座

　　万象

　　课后服务与学生、家长、教师的需求之间仍存“缝隙”

　　“官方带娃”为何叫好难叫座

　　课后“三点半”问题由来已久。下午3点半之前，孩子在校学习，责任在学校；3点半之后，孩子在家生活，责任在家长。但是，由于作息时间的不匹配，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接孩子，不少家长不得已把孩子送进了各种托管班和课外辅导班。同时，大批的孩子走出学校门进入培训班的门，又造成了“提前学”“负担重”“传递焦虑”等更多的问题。

　　近些年，不少地方也出台了方案。深圳市曾经于2015年起在320所学校开展过课后延时的试点工作，2018年北京市提出在全市义务教育学段提供3点半后全覆盖的课后服务……

　　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各地又了更多做法和举措，纷纷推出“官方带娃”的各种探索。教育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已有30个省份出台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36个大中城市(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66.2%的小学、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43.2%的小学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参加了课后服务。而随着“双减”问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后，越来越多延后放学的举措在各地展开。

　　但是，自相关政策开始出现，就一直伴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些家长举双手赞成，大呼“及时”，一些家长却不买账。同时，不少中小学生教师也表示，如今教学工作已经十分繁重，在此基础上增加课后托管的工作内容，无疑是“雪上加霜”。

　　“官方带娃”如何叫好难叫座？为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家长老师和专家，试图找到答案。

　　家长的需求始于看管，但绝不止于看管

　　2月底，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各地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每个学校都要做起来。在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

　　3月中旬，杨清就收到了女儿所在小学的一份通知。

　　“政策落实的真快啊！”杨清的女儿在北京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一年级。杨清收到的通知写到，学校将进行自愿报名的课后托管，报名托管可以5点半接孩子，托管的内容包括诗词赏析、绘画、音乐、阅读、书法等内容。

　　杨清和爱人都是上班族，家中没有老人帮忙接送孩子，女儿每天放学后原本是要去校外的托管机构。收到这一消息，杨清非常高兴，直接报名了每周两天的课后托管，打算“试试水”。“学校托管服务的安全性肯定没问题，5点半放学，我们就可以直接接孩子了。”

　　然而两周以后，兴奋的心情没有了，杨清打算退掉学校的课后托管。

　　“尽管学校有了托管，但是，很多读、背等‘软性’的作业仍然要等到晚上回家才能做，在学校里，是没有课后作业辅导服务的。”杨清说，“在学校托管的那两天，回家跟‘打仗’一样，要折腾到晚上9点多才能完成作业睡觉。”

　　杨清表示，在校外的托管班，有专门的老师辅导这些内容，晚上回家以后孩子就轻松多了。

　　不仅如此，学校下午的托管没有“加餐”服务。杨清记得第一次5点半从学校接孩子时，孩子“哀嚎”自己饿得不行了。而且，在学校托管的两天里，孩子只能留在教室里，不能像在校外托管一样去户外活动。

　　“后来我去接孩子，旁边和我一样试验了两周的学生家长都说不去了。我的理由是浪费了时间，晚上还要让孩子‘加班’，其他的家长多是觉得可以把孩子接回来，上更重要的课外班。”杨清说。

　　“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习的时候，我家的孩子却在玩剪纸、做手工。”和杨清一样，孙佳也打算不报学校的托管了。

　　“虽然要求解决3点半问题的呼声很高，但是我们班里报名的人不到四分之一。作为家长，一方面我们觉得学校的课后托管太死板，一般还是坐在教室里；另一方面，外面的课外班比学校托管的内容要有用得多。”孙佳说。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605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9%的受访家长期待落实好学生课后服务。家长所说的“期待落实好”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期待“落实”，一层是期待“好”。

　　家长们对课后服务的需求始于看管，但绝不止于看管。

　　来自辽宁盘锦的小学生家长郑阳已经参加了两学期的学校课后托管服务。“以前学校没提供课后服务的时候，我们没有条件及时接孩子，就会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学校的课后服务，在辅导孩子上，学校的专业性更强。而且，我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另外，在学校，孩子们可以跟同学和老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对孩子适应集体生活有好处。”

　　在郑阳看来，尽管学校的课后服务已经做得不错了，还仍有改进空间，比如，与校外培训机构相比，学校的兴趣课专业性不强，课程设置的种类和内容有些局限。

　　另外，郑阳认为，学校的服务可以再人性化一些。“例如，在放学时间上，我们学校可以选的两个时间点是5点和5点半，但是要求大家最终统一一个时间。双职工家庭更希望5点半或6点接孩子，但最后还是统一成5点了，是不是可以更弹性一些？”

　　郑阳所期待的也正是专家所担心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现在学生早上进校的时间要向后延了，放学的时间也往后延，这与一部分家长的作息时间相一致了，这个“一部分”主要是那些在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工作的家长，但是，“有些打工的家长需要早晨7点就把孩子送走，之前可以送到学校，那么现在学校推迟进校时间，你让这样的孩子待在哪里呢？”

　　“一定要让每个地方、每所学校采取符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情况的措施，不能一刀切。”储朝晖说。

　　不止“朝八晚六”，教师也是普通人

　　有些家长不买账，不少老师也有质疑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学校托管减轻了家长负担，但实际并没有真正减轻教师和学生的负担。尤其是对于低年级孩子而言，从早8点到晚6点，包括午托都呆在学校里，放学还要值日，有些孩子家远，晚上到家都已经7点多了。”深圳的一位小学老师黄翔说。

　　与学生相比，老师在学校的时间要更长。

　　一位在小学低年级担任班主任的老师说，每个班主任对自己班的学生都有很深的感情，即使课后服务时间里没有自己的课，“只要学生在，自己就会惦记着。”这位老师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比如今天不是我负责的自习，但我也会时不时去教室走动一下，看看孩子们学习的状态，或者随时答疑等”。

　　教师这个职业需要不断进行知识输入和更新，也需要不断提升教学技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个最起码的时间保证。“现在我每天工作时间基本都要12小时，非常疲惫。这个职业赋予我们很多责任和义务，但首先我们是普通人，三餐四季，平平凡凡。现在延长了工作时间，增加了工作负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最终影响的很有可能是教学质量。”黄翔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很多老师同时也是家长，他们留在学校辅导学生，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张月在北京当小学教师，丈夫是医生，他们有一个即将中考的孩子。“以前虽然下班也不早，但是一般晚上7点总能让孩子吃上饭。孩子今年初三了，压力大，有时还能帮她疏解一下，哪怕只是聊天。现在，到家就八九点了，别说聊天，一家人基本很难一起吃晚饭。孩子爸爸加班，我回家很晚，孩子的晚饭有时候是外卖，有时候随便凑合一下。看着孩子瘦瘦的小脸，真觉得挺愧疚的。”张月说。

　　不少专家表示，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有看护的责任，但不能损失学校的教学功能，尤其是不能在难以保障教师备课、休息的情况下，延长学校对学生的看护时间。

　　专家：孩子不能只在两点一线的空间里生活

　　即使课程单一、接送学生时间不灵活等问题得以解决，不少教育届人士指出，中小学生长时间在学校，并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

　　不少老师有更深入的思考。“孩子在学校完成作业，有老师随时辅导是好事，但也要分情况。”江西南昌小学老师汪莹说，有些孩子可能会养成拖拖拉拉的习惯，本来20分钟可以完成的作业，孩子会觉得“反正可以待到6点”，就越写越慢。“所以，即使孩子在学校留到6点，但是依然写不完作业。”汪莹说。

　　储朝晖表示，现在人们还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觉得孩子只能在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空间里生活。而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尤其是小学生对外界事物最为敏感，需要机会去感受自然、接触社会。

　　“理想的状况是，按照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学习时间应该只占学生整个学习时间的60%，剩下的40%的时间，应该由学生自己支配，让他们走进自然、走进社会，去学自己喜欢的内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储朝晖说。

　　而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学生“学校-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模式更加固化了，亲子时间还减少了。

　　“亲子交流相处时间减少，低年级孩子在校时间过长，容易疲惫或者厌学。”黄翔老师说，而且，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课后预习、复习等都是需要成人介入指导和监督的，“毕竟是培养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的关键期，自习课显然无法提供这样充分的陪伴指导。”

　　现在不少地方为了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压力，不仅推迟了到校时间，放学时间也一晚再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可以延长至晚上7点。

　　储朝晖认为，现在“唯分数论”的问题依然存在。只要这个压力存在，学生的学业负担就很难减轻，家长也会千方百计给孩子报课外班。他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关键的制度设计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教师的负担。至于课后服务等具体措施，可以让家长、孩子和学校更灵活的处理。

　　(文中老师和家长均为化名)

曲谱网_：“谁来带娃”成难题 怎样帮育儿家庭解后顾之忧？

　　规范市场，扩大供给，发展普惠托育——

　　帮育儿家庭解后顾之忧

　　“啥时候要娃”“家里孩子谁带”“准备生二孩吗”……这类追问，年轻夫妻并不陌生。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49，跌破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连续5年下跌。生育政策放开了，为啥众多夫妇“不敢生”“不愿生”？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0—3岁婴幼儿无人照护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专家表示，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体系，将对落实生育政策、保障职业女性就业权、促进经济和人口均衡发展等带来积极帮助。

　　托不托？托给谁？

　　“谁来带娃”成难题

　　一边是繁忙的工作节奏，一边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生了娃给谁带？怎么带？一些“80后”“90后”夫妻选择将孩子托付给长辈。

　　“孩子的爷爷退休了，在家闲着没事，我们就请他帮忙带娃。”贵州省贵阳市居民陈先生的女儿今年2岁多，夫妻俩朝九晚五，父亲的支援极大缓解了家庭压力。不过，两代人教育观念的冲突让陈先生十分头疼。

　　“我父亲把他孙女宝贝得不得了。”陈先生说，对孙女的任何需求，爷爷都会想方设法满足，小两口虽理解“隔代亲”，但很担心过度溺爱不利于孩子成长。

　　长辈介入是中国家庭中较常见的托育方式，但伴随延迟退休、“全面二孩”等政策落地，长辈在子女生育时或者还未退休，或者年岁已高，传统的照护方式难以为继。一些条件允许的家庭则聘请家政人员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然而家政市场鱼龙混杂，把仍在牙牙学语的孩子交给陌生人看护，许多家长还是放不下心。

　　今年全国两会上，0—3岁婴幼儿托育难的问题受到多位代表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告诉本报记者，托育涵盖“托管”和“培育”两层涵义，无论是将孩子交给祖辈看管，还是花钱请家政人员照护，都只满足了基本的“托管”需求。出生1000天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的培育方式对孩子成长尤为重要。

　　为了照料孩子，有些父母索性辞去工作，全身心在家带娃。不过，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面对婴幼儿托育困境，往往女性做起“全职妈妈”，男性负责“赚钱养家”，看似各司其职，实则也引发了女性职场危机、家庭中父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职业女性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需要兼顾家务、生育、子女照料等多重责任。由于无人照料孩子，许多女性只好被迫中断就业，导致职业发展受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育龄母亲难以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取得平衡，导致生育意愿无法完全释放。中国新生儿数量的连年下跌，与此不无关系，解决婴幼儿托育难题的任务迫在眉睫。

　　需求旺，供给少

　　托育服务跟不上

　　中国托育服务发展曾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高峰。由于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社会发展对正规就业劳动力提出更大规模需求。为支持妇女就业，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在政策指导下共同作用，托幼事业势头旺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原有的福利性托育体系逐步缩减。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印发，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料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现有托育市场供给情况如何？托育质量是否满足相关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国内托育体系仍处于资源短缺、供不应需的状态。现有的托育机构存在质量参差不齐、收费普遍偏高、位置离家远等三大问题。

　　据洪秀敏团队早前对全国13个城市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现状调研成果，有68.4%的家庭存在入托需求，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5.5%。在机构规范方面，17.6%的托育机构不满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最新修订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人均3平方米室外面积”标准；22.2%的乳儿班、34.2%的托小班和59.1%的托大班的最大班额标准，不符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要求；还有25%的机构存在配餐难题。

　　托育机构少、市场不规范，相中一家托育机构可谓难上加难。“宝宝年龄小、不会表达，我们也担心老师的脾性、耐心等。”广州宝妈徐女士向记者道出众多家长共同的担忧：孩子在托儿所是否吃得好？作息是否规律？与老师和其他小朋友相处得好不好？……

　　不仅家长有顾虑，部分托育机构也表示“有一肚子苦水”。北京市一家托育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托班收费看似高昂，刨去场地租金、水电费、教师工资、后勤支出等日常运营成本，也只能基本维持收支平衡。还有些机构甚至入不敷出，最终亏损倒闭。

　　做指导，给帮扶

　　普惠托育是方向

　　如何帮助家庭减轻婴幼儿照料负担？2019年，国家发改委、卫健委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提出坚持社会化发展托育服务，围绕“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社会运营、普惠可及”，深入开展城企合作。“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发展普惠托育体系，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家庭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在刘鸿雁看来，政府部门要有效利用并充分整合教育、民政、自然资源等部门资源，保障各部门政策协同推进，避免因政策落实或部门协同问题产生的监管空白；其次，注重提升托育服务能力和质量，包括加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评价和监管体系的政策宣传；此外，强化托育机构准入管理、加快研制托育机构分级分类质量评估标准。

　　一些家长排不上托、不敢送托或不愿送托。对此，专家建议鼓励社区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规划，就近提供社区托育点；发挥工会组织作用，鼓励企事业单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2岁以下托育服务的资源供给；在保证相关资质的基础上规范居家照护点，解决部分母亲的临时哺乳需求等。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将婴幼儿分为7—12个月、13—24个月、25—36个月3个不同阶段，从提供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指导托育机构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科学、规范的照护服务。

　　作为此《大纲》起草团队主要成员之一，洪秀敏认为，保障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托育机构的底线，机构保育人员应具备安全防护、营养膳食、应急预案和疾病防控等相关常识。在此基础上，根据3个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做好不同年龄阶段的科学保育，提供有品质的服务。“比如敏感观察孩子的表情、动作等信号，根据个体差异及时回应，满足孩子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下半年起各地托育服务逐渐复苏，各项优惠政策也在不同地区逐步落实。“就实地调研成果来看，部分机构已获得当地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持，比如水电煤气依照民用价格标准收费；发改委给予改扩建专项经费支持；在土地使用、房屋租赁方面给予优惠等。”刘鸿雁说。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已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和税收等方式，引导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不过，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有差异，贫困地区的托育难题如何缓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表示，可考虑将欠发达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计生协、公益基金会等组织作用，探索多样化、全覆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

　　政策“组合拳”给普惠托育体系指明了方向，政府部门“真金白银”的支持也正为婴幼儿托育市场兴起创造利好。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数据显示，2020年，27个省(区、市)的290余个城市参与普惠托育机构试点，中央预算内投资采用补助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补贴，直接带动新增10万个托位。做好托育服务“后勤员”，将推动落实生育政策、助力社会性别平等、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让千万家庭真正实现“敢生”“能养”的美好愿景。

　　廖睿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