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究竟怎样过生日？

　　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1910年秋，17岁的立志走出乡关，并声言“学不成名誓不还”。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无暇于个人生活，更不必谈过生日了。

　　延安时期，为许多人祝过寿，可是却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们这时候想为祝寿，但他依然坚持不过生日，还说：“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步入老年后，似乎开始注意自己的生日，但他仍旧不接受别人的宴请，只是在每年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友人聚一聚，餐桌上没有珍馐美味，更没有寿星端坐、接受别人跪拜祝寿之类的旧俗。而的生日也不是年年都过，过法也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具有鲜明的“毛氏”特征，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1943年12月26日，是50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于是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他做寿，借以宣传思想。这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致信，报告了这一计划。这是1910年离开故乡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日问题”。

　　然而，当看了凯丰来信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经过认线日给凯丰回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在这封信中，针对凯丰所言“宣传思想”问题，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尚没有成熟。”

　　对做寿之事明确拒绝，所以到了12月26日，延安各界都没有什么祝寿之类的举动。

　　作为革命领袖，拒绝为自己做寿，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吴玉章、林伯渠、朱德、徐特立等，都用书信、题词和其它形式热情祝寿。他还邀请住地枣园村24位年过60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

　　1952年12月26日上午，一醒来就吩咐卫士叫来他的保健医生和行政秘书王鹤滨陪他吃饭。紫云轩的过厅是用餐的地方。王鹤滨到时，八仙桌上已摆了几碟小菜，有酱菜、辣椒、腐乳和酱牛肉，都是厨师廖炳福按照湖南口味制作的。桌上没有经常吃的米饭和炒菜，却多了清汤白面条，两只中号高脚玻璃杯里，已斟好了半杯葡萄酒。这种吃法，王鹤滨很少见，不免有些诧异。从卧室走出，招呼王鹤滨入座。他举起酒杯微笑着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说完，一饮而尽。王鹤滨这时才知道请他吃饭的因由，心中十分激动，赶紧说：“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说完也一饮而尽。又喝了一口酒说：“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清汤面，是吧？”说着，就要拿碗给王鹤滨盛面条。王鹤滨急忙接过手里的碗，先给盛了一碗面条。

　　拌着小菜吃得很香，高兴地对王鹤滨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人活百岁就不得了喽！”这话是针对一位工作人员前几天的话说的。当时，听了“祝您万寿无疆”的话后说：“这是屁话，哪有活一万岁的？”稍停，又说：“哪里有什么万寿呀，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这时，王鹤滨想起前几天的秘书叶子龙曾请示：“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当即明确回答：“收下来，都不见报。”还补充说：“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上发表他们的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

　　1953年12月26日，是的“花甲”大寿。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热烈祝贺60大寿。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可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抑制不住对主席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这天，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申虎成很早就来到值班室，他走到床前，把大家的心意报告给他，并祝他健康长寿。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稍停，又对申虎成说：“你去备点酒，让老廖师傅做4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还特别叮嘱说，别忘了告诉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们，请他们一起来。

　　这次简朴的“寿宴”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没有他的亲属。当天就启程赴杭州，晚上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这是建国后首次来杭州，此后又多次来到这里，杭州成为除北京外住的时间最长的城市，而每次来都说“又到家了”，他把杭州视作第二故乡。这次来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半月，第二年3月14日才回北京。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住下后，找到负责接待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说，主席不愿意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但不要说“祝寿”、“长寿”什么的，意到话不到，免得主席不高兴。浙江省委立即去筹备。12月30日晚，高兴地赴宴。餐桌上除了酒菜外，还摆放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祝华诞。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敬酒，他高兴地一一回敬。平时很少喝酒，那晚却喝了不少。酒宴最后，面前还有4杯斟满的茅台酒没有喝光，他就冲王芳说：“你喝了吧，别浪费。”王芳遵命，一扫而光。

　　1953年12月26日，是的“花甲”大寿。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热烈祝贺60大寿。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可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抑制不住对主席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这天，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申虎成很早就来到值班室，他走到床前，把大家的心意报告给他，并祝他健康长寿。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稍停，又对申虎成说：“你去备点酒，让老廖师傅做4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还特别叮嘱说，别忘了告诉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们，请他们一起来。

　　这次简朴的“寿宴”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没有他的亲属。当天就启程赴杭州，晚上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这是建国后首次来杭州，此后又多次来到这里，杭州成为除北京外住的时间最长的城市，而每次来都说“又到家了”，他把杭州视作第二故乡。这次来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半月，第二年3月14日才回北京。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住下后，找到负责接待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说，主席不愿意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但不要说“祝寿”、“长寿”什么的，意到话不到，免得主席不高兴。浙江省委立即去筹备。12月30日晚，高兴地赴宴。餐桌上除了酒菜外，还摆放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祝华诞。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敬酒，他高兴地一一回敬。平时很少喝酒，那晚却喝了不少。酒宴最后，面前还有4杯斟满的茅台酒没有喝光，他就冲王芳说：“你喝了吧，别浪费。”王芳遵命，一扫而光。

　　1962年12月26日，是69岁生日，他比较看重这个生日。此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紧张的。因为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政治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缓和之后，1962年底又紧张起来。一些欧洲国家的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在苏共的指挥下发声明，作决议，结伙攻击中国。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冷静地观察动态，分析情况，谋划对策，布署论战。论战文章的观点、题目、思路，以及发表方式、时间，都是亲自审定的，投入了许多精力。此外，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疯狂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他的69岁生日。酷爱诗词的把这一阶段蓄积在心中的思想情感，以诗的形式喷发出来。这天，他写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可以想象，当写完这首诗时，一定是壮怀激烈，豪情满怀。

　　其实，这次生日是当作70岁（虚岁）生日过的，这是中国旧时计岁的习惯。他向来对自己的生日漠然，但这次却不同。也许是想到了“古稀”之年，是大寿，所以他决定举办一个小型家庭寿宴，这是前所未有的。

　　生日这天，在菊香书屋备了两桌便饭。参加寿宴的除了的亲属之外，他还邀请了4位8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3位是他的湖南老乡：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另一位是叶恭绰。考虑到这些朋友年事已高，所以发请柬时关照，每位来客可以带一位子女来。章士钊带了女儿章含之，程潜带了长女，王季范带了孙女王海容。同4位老人同席，晚辈则与他的亲属一桌。饭前，同4位老人谈笑风生，谈古论今。他还问到客人晚辈的生活、工作情况。当他听说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时，风趣地说：“年纪不大，硬是老师哩！”接着说：“你来教我英语行不行？”章含之忙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哈哈大笑说：“怕什么，我的水平很低。”寿宴一个多星期后，章含之去教学英语，每周一次。

　　1963年12月26日，是70岁大寿。古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加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心中充满喜悦。他主动提出，自己出钱办酒席，设家宴请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

　　宴席设在颐年堂，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对于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什么人参加，设几桌菜等，都作了具体交代。从12月25日下午开始，的生活管理员顾作良就与厨师们一起，讨论制定菜谱。他们决定不搞什么山珍海味，也不上什么名贵酒水，准备一些平时爱吃的普通菜肴，再增加几道有祝寿意义的菜，做一桌既普通又有庆祝意义的宴席。他们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得到了的批准。12月26日，厨房的两位厨师，加上从服务科请来的一位厨师，就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准备。晚上7时，宴会正式开始。厅内灯光明亮，洋溢着喜庆气氛。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席，他的亲属们坐另一桌。大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同祝健康长寿。站起来笑着举杯答道：“谢谢，大家健康长寿！”然后喝下一口酒，大家鼓掌庆贺。

　　庆寿家宴结束后，提出要与每个人照相留念。这天晚上，没有讲更多政治性的话，但始终微笑，流露出少有的轻松愉快；人们也没有说许多祝寿词，但从心底真诚地祝他健康长寿。

　　的大女儿李敏和丈夫孔令华、侄女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及他们的女儿曹立亚、的表侄孙女王海容，都来看他，显得很高兴。饭后，他还特意穿了那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兴致勃勃地与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1963年12月26日，是70岁大寿。古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加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心中充满喜悦。他主动提出，自己出钱办酒席，设家宴请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

　　宴席设在颐年堂，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对于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什么人参加，设几桌菜等，都作了具体交代。从12月25日下午开始，的生活管理员顾作良就与厨师们一起，讨论制定菜谱。他们决定不搞什么山珍海味，也不上什么名贵酒水，准备一些平时爱吃的普通菜肴，再增加几道有祝寿意义的菜，做一桌既普通又有庆祝意义的宴席。他们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得到了的批准。12月26日，厨房的两位厨师，加上从服务科请来的一位厨师，就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准备。晚上7时，宴会正式开始。厅内灯光明亮，洋溢着喜庆气氛。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席，他的亲属们坐另一桌。大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同祝健康长寿。站起来笑着举杯答道：“谢谢，大家健康长寿！”然后喝下一口酒，大家鼓掌庆贺。

　　庆寿家宴结束后，提出要与每个人照相留念。这天晚上，没有讲更多政治性的话，但始终微笑，流露出少有的轻松愉快；人们也没有说许多祝寿词，但从心底真诚地祝他健康长寿。

　　的大女儿李敏和丈夫孔令华、侄女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及他们的女儿曹立亚、的表侄孙女王海容，都来看他，显得很高兴。饭后，他还特意穿了那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兴致勃勃地与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1975年12月26日，是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一早，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护士长吴旭君、秘书张玉凤等人也来到中南海游泳池，的居室立刻传出了欢笑声。

　　这次生日，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负责生活事务的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田师傅正在电话机边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生日的长寿面，每次都是他擀的。田师傅接起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厨具来到的厨房。没多久，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也感觉到十分意外，他暗想：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说不出是什么道理，但这的确是最后一个生日发生的事。

　　吃饭的时间短，菜又不多，只等吃寿面。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吴连登当即决定：煮挂面。几十年后吴连登说：“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这顿生日饭，还喝了胖头鱼汤，他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吃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不让别人帮忙。

　　的这个生日，金日成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这些苹果，装在竹制的圆形果篮里，篮子的把上缀着两个红色缎带，上面有金日成用朝文亲笔写的“祝主席长寿”几个字。见了老朋友送的礼物，自然高兴。他拿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端详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这苹果，留下两个，其它的你们分着吃吧。”在分享中，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