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自命为真武大帝转世因而对武当山道教大力扶持

　　明成祖朱棣自命为真武大帝转世，因而对武当山道教大力扶持。正一派与全真派都在武当山有活动场所。明代统治者多次在武当山举行大型法事活动，并邀请多地道士在武当山修炼，或命令多地道官在武当山管理宫观。

　　例如，“从永乐十一年至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下圣旨选了二十三名高人羽士为武当宫观提点，皆官正六品。”“据《太和山志》记载，这二十三名道官皆来自外地（仅一人是武当本地人)，其籍贯按顺序排列为：属于南方区域的江西、南直（今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共得16人，约占总数的80%，西北方向的山西、陕西两省共得3人。湖北2人（在武当山之外)。武当山1人。

　　江南籍与江西籍高道占绝对优势”。因此说，武当山道教音乐应该以南方音乐风格为主，且呈现多元化特点。其次，道教挂单和传戒制度促进了各地道士间的交流。明清以前，道教之正一派和全真派主要为宫观派道士。明清以降，道士向民间发展，尤其是清代以来，统治者崇佛的政策，使道士地位下降，加速了道教民间化的发展历程。

　　尽管道教发展出现了民间化趋势，但是道教文化传承的封闭性使道教经韵保持较为传统。龙虎山和武当山作为全国道教中心之一，有众多道士前来传戒学习，也有众多道士前来挂单交流。

　　至今，河西走廊民间道士延续历史传统，依旧来此挂单、传戒、朝拜和学习。笔者在考察中得知，古浪县道教协会杨道士多次来龙虎山挂单交流，敦煌籍古浪人马道士2次来龙虎山朝拜。凉州区道教协会选派冯立鹏、陈义秉弟兄等数名道士到武当山道教学院攻读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等等。

　　这些学习与交流情况说明了河西走廊东部道教与龙虎山天师道和武当山道教交流密切、渊源深厚。再次，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信仰氛围浓厚。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重视正一派道教，下令置《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并亲撰《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序文记载：“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

　　时至今日，在河西走廊东部地区，父母去世，儿女不请道士超度亡灵仍然视为不孝，仍然“耻见邻里”。在当下的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只要有信众家人去世，必请道士念经超度亡灵；只要有乔迁新居或修补房屋等动土行为，必请道士念经酬神谢土；只要信众有不顺心的事情，必请道士驱邪祈福。

　　道士念经祈福，不仅仅是河西民众信仰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浓厚的道教信仰氛围，使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较多保持了原生性道教文化；浓厚的道教信仰氛围，对道教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江西龙虎山与湖北武当山作为我国道教信仰中心，深受各地道士敬仰，因而对各地道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得各地道士念诵的经韵不可避免地受到龙虎山和武当山道教经韵的影响。

　　因此说，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士经韵受到与龙虎山和武当山道教经韵影响是合理的。结语中国地域幅员辽阔，道教文化分布广泛。全国性的道教中心不仅对周边地区道教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边远地区道教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河西走廊地处中国西北地区，走廊东部民间道教念诵类经韵音乐内部结构多以“窄声韵”、“中声韵”、“大声韵”为主，并伴有“宽声韵”、“小声韵”形式出现，彰显南方地区的音乐风格特征。此外，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念诵类经韵音乐与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经韵音乐、湖北武当山道教经韵音乐之部分经韵音乐元素相同，属于同根同源。

　　众所周知，龙虎山和武当山自古就是全国性道教信仰的中心之一，备受各地信众敬仰。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士在历史上和当下持续赴龙虎山和武当山朝圣、学习，因而使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仪式音声出现了南方经韵的风格特征，这种“南音”风格特征体现了南北道士之间的交流密切。因此说，河西走廊东部民间道教念诵类经韵音乐元素具有南方道教经韵音乐特征，经韵曲调元素与龙虎山与武当山道教经韵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