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是孩童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八百年前北京童谣唱什么？

　　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列和荷兰籍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分别推出《北京歌谣》《孺子歌图》中英文双语北京童谣专著图书，使北京童谣引起中外学者关注。直到1918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这两本童谣书籍依然有着极大影响。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也开始了收集歌谣的运动，为包括北京童谣在内的中国歌谣留下珍贵史料。

　　这首童谣出自《金史·五行志》，原题为“泰和八年童谣”，泰和为金章宗完颜璟的第三个年号，泰和八年即为1208年。这首童谣有“预言”作用。易水在今河北易县，汴水离开封不远，童谣中用易水、汴水来表明北京（金朝）和开封（宋朝）这两个地方。“百年易过又休休”，说的是北宋历经百年，结束了统治，而金朝自建国到迁都开封也已历经百年，衰败之势已成，不久就要重蹈北宋覆辙。果然，二十多年后开封陷落（1234年），金朝被蒙古人灭掉。

　　1893年，21岁的意大利人韦大列男爵（Guido Vitale，1872-1918）来到北京，担任意大利驻华使馆翻译。这位意大利贵族出身的外交官此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之所以略通汉语，得益于他的导师意大利著名教授诺全提尼，他曾经以实习口译员的身份在中国游历多年。韦大列聪颖好学，仅仅是初具中文阅读基础的韦大列来到北京不久，就能说一口发音极为标准的流利北京话了，甚至得到过慈禧太后的夸奖。富有人文情怀的韦大列深爱北京生活，对北京市井文化和民俗充满了好奇，北京街头儿童嬉戏时的歌谣更是深深吸引了他。

　　这些北京童谣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十分有趣，韦大列想要收集它们。但在清末的北京，他的样貌和身份，常常一张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孩子就会一哄而散。无奈，他只好求助于他在北京的中文老师。可惜这位老师是个老学究，对他的要求很不以为然，甚至有点生气，认为有辱斯文，并且非常固执地告诉韦大列：“中国没有童谣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韦大列年轻气盛，颇有些“鬼点子”。他拿出一些洋钱，在老师面前晃晃。老师立刻消了怒气，看似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韦大列说：“洋大人说的也可能没错，不过，这些童谣得用些特别的方法才能收集而来。”

　　随即，韦大列的老师开始一首又一首地将他收集来的童谣唱给韦大列听。可是，在他搜集到40多首的时候，他告诉韦大列，他再也没有存货，找不到新童谣了。韦大列知道，他的这位先生是觉得收集北京童谣不体面，所以才放弃这项工作的。可韦大列不愿放弃，他便在公务之余穿街走巷，自己拜访田间的农民、胡同里的妇女和儿童，甚至是寺庙道观里的和尚道士，他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攀谈，把听到的记录下来，通过一点点积累，他陆陆续续又收集了100多首儿歌民谣。

　　在收集北京童谣的过程中，韦大列发现，虽然这些都是不识字的儿童口耳相传的歌谣，一听就会，可是付诸文字后，其中所蕴含的很多北京文化和背景知识，而且北京地区特有的词汇和短语，不长期在北京生活的人，也很难理解。为此，他又萌发了将北京儿歌翻译成英文的想法，以便让更多人了解北京的民俗和文化。韦大列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1896年，他在北京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北京歌谣》，书中收集了晚清时期北京地区口头流传的儿歌共170首。

　　何德兰是他为自己所取的中文名字。1888年，何德兰作为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教会）宣教士，来到中国，在北京汇文书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文科和神学教习。他常年跟随在慈禧太后身边，经常往皇宫里倒腾西洋玩艺，据记载，光绪第一次骑的自行车，就是何德兰提供的。

　　何德兰的妻子是清宫一些达官贵妇的家庭医生，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等人都找她看病，因此，何德兰得以了解深宫之中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真相。何德兰是个有心人，他把自己在中国的所闻所感，特别是他与上层社会的很多接触经历记录下来，编撰了一些有关晚清中国的著作。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清朝最后的诸多岁月，又见证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图书广受欢迎。其中《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一书影响很大。此外，还他喜欢摄影，他用当时的照片为插图，从多个角度记录了中国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相继出版了《孺子歌图》、《中国的男孩和女孩》等书籍。其中《孺子歌图》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本，深受当时对中国充满好奇的西方世界的欢迎。

　　《孺子歌图》问世于1900年，由美国纽约Fleming H。Revell Company出版，共收录152首当时流传的北京儿歌童谣。这本书的中文书名为《孺子歌图》，英文书名为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 （《中国鹅妈妈童谣》）。《孺子歌图》不仅配有英文翻译，而且还为每一首童谣配了当时应景的摄影照片，堪称中国最早采用摄影插图的出版物。摄影照片真实地还原了晚清北京官宦人家和平常百姓的精神面貌、衣着服饰和生活场景。其中在北京童谣《水牛儿》一页，他还给谱上了五线谱，让后人得以了解北京童谣《水牛儿》在清末的准确唱法。

　　何德兰收集的这些北京童谣中有非常丰富的北京民俗元素，比如虎头鞋、纸风筝、牵牛架、糖葫芦、放牛娃等，一些耳熟能详的歌谣，比如“高高山上一棵蔴”“小白菜儿地里黄”“杨树叶儿哗拉拉”“槐树底下搭戏台”“拉大锯，扯大锯”“大拇哥，二拇弟”等自然也在收录之中。有意思的是，他收集的很多首童谣与韦大列的《北京歌谣》重复，但也有不同变体异文。如果对照两本书一起阅读就会发现，不少北京童谣，内容大体一致，但有的唱词却略有不同，这种对比也是一种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何德兰在《孺子歌图》序言中，特别感谢了几位朋友的努力，第一位，就是意大利使馆的韦大列男爵。其后还有很多牧师、小姐和太太。而在感谢人物名单的最后，他说出了编撰这本书的真实原因，原来，在看到韦大列《北京歌谣》之后，他开始关注芳泰瑞（C。H。Fenn）女士雇佣的奶妈，正是这位奶妈不停地在芳泰瑞儿子的耳边哼着童谣，才引起何德兰的极大兴趣。如今芳泰瑞以及这位奶妈都不可考，何德兰拍摄的很多老北京的人物照片，作为插图放到《孺子歌图》之中，不知道有没有这位奶妈的身影。

　　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后，我和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见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 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5000 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始了。

　　刘半农拟定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支持此事的蔡元培拟写了《校长启事》，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就此，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由沈尹默主持具体事务，并负责“选粹”；刘半农担任来稿的初审，负责“汇编”；钱玄同、沈谦士考订方言。简章和启事刊出后，迅速在京沪及全国各地引起反响。刘半农从收到的来稿中选其最佳者，略加注释，自5月20日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辟“歌谣选”专栏登载。到1919年，共发表全国各地流传的148首歌谣。不久，周作人也加入征集处的工作。至1920年底，共征集歌谣1400多首。

　　到1920年，北大征集歌谣的活动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成立一个学术性团体的建议水到渠成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时的青年学生常惠（鲁迅的学生，字维钧，1894-1985）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在上世纪60年代回忆道：“1918年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像潮涌般地起来，校外的报章杂志常常登载一些歌谣，有时也登讨论歌谣的文章，引起一般青年注意和爱好，民间文学逐渐的活跃起来。这时北大校中征集歌谣反而消沉，我可着了急，给学校国文教授会写信。”

　　1922年10月，“歌谣研究会”正在筹备刊物：《歌谣周刊》。常惠接触到了韦大列所著《北京歌谣》，他推荐给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胡适。很快，1922年10月1日出版的《读书》第2期，刊登了胡适的文章《北京的平民文学》。文中写道：“卫太尔（即韦大列）男爵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在30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线首来做例，并且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周作人在《歌谣》一文中也对韦大列的卓见大加赞许。

　　最初《歌谣周刊》是作为《北京大学日刊》附张免费赠送。因为影响越来越大，有很多读者入了迷，星期一一早就跑到北大等着《歌谣周刊》出版，据常惠《回忆〈歌谣〉周刊》一文中记载，朱自清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校内外的读者越来越多，《歌谣周刊》就在1923年9月23日第二十五期发表启事：“因外界各方面的要求，自本期起改为零售，不再与‘日刊’附送了。”

　　从民国至今，不少专家学者先后投身于童谣的收集整理。1978年夏，曾参加过当年北大歌谣运动的钟敬文教授起草，联合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等知名学者，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成立民俗学的建议，随后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3年5月21日，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此后，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投入童谣的收集整理中，使得童谣的传承更加立体。

　　侯钧是一位著名音乐制作人，1998年他在《音乐生活报》报上看到连载的北京童谣时，他就敏锐地发现，童谣言简意赅、风趣幽默，更重要的是童谣中记录了很多已经消失的老北京风情民俗，这让他意识到录制出版北京童谣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邀请作曲家竹岗以及国内顶尖的民族器乐演奏家戴亚、张强、牛长虹、黄梅等人为童谣配乐和演奏。这不仅给童谣带来了音乐上的律动和节奏感，更融入了浓浓的京韵。

　　除此之外，他还邀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广播艺术团的小朋友朗诵和演唱童谣，他们用明亮、纯真的音色，出色地完成了收集整理的童谣的录音；在录音合成时，为增强听觉的画面感，又加入了动物的叫声、风声、雨声、儿童的哭笑声以及京剧唱段、老北京叫卖调等声音素材。因为精心的制作，当年《北京童谣》专辑一经上市，便受到市场的认可，至今已经发行了近三十万套。

　　今年再次编辑后推出的《北京童谣200首全集》（5CD）专辑，将之前未出版的三十余首童谣收录后出版。因《北京童谣》原整理、注释者刘建斌先生已经仙逝，笔者欣然为新增加的童谣进行注释。此次出版，又得到95岁高龄的北京民俗学家、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大力支持，选用了他数十幅老北京风俗画作为专辑的插图，从另一个角度烘托出北京童谣的历史感以及它们与过往生活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