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青年们在电车上唱起同一首歌长城被赋予新形象｜“红色起点

　　近日，庆祝中国成立99周年暨“红色起点”创作出版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红色起点”系列丛书的六位作者程小莹、杨绣丽、陈晨、王萌萌、吴海勇、吴越与他们的作品同台亮相，分享红色题材文学创作出版的成果，探讨红色主题书写的创新性和实践性、时代性。这也是这系列记述中共早期奋斗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首次以整体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丛书的亮相，恰逢近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的审议通过，为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提供了新读本，让人们享受更为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

　　自《白纸红字》《巾帼的黎明》《新渔阳里六号》《铿锵序曲》《起来》《上海早晨》等作品陆续问世以来，社会反响热烈，也为“四史”学习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生动的读本。系列作品以纪实文学形式真实再现中国创立之路，生动刻画党史中的革命人物，从不同角度展现上海的红色文化基因，献礼2021年中国百年诞辰。谈起创作缘由时，《白纸红字》的作者、作家程小莹表示，写上海的城市红色历史题材是一次青春的书写：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左翼文学青年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青春热血，激昂文字。就是这么一波年轻人，围绕在鲁迅先生左右展开他们的人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以及理想和信念，也有爱情——这就是青春，这就是左联红色故事所展示的人物、叙事、革命、青春、激情。”

　　在许多人用好奇、艳羡的目光打量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时，城市的另一种气质无形中被遮蔽，这也是程小莹所警惕和希望在写作中重现的：“上海的城市叙事就这样受到了潜在的限制，许多城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便出了视野，城市生活的精神反而被忽略了。红色题材非虚构写作，打开了新的历史思考视野和城市文学的叙事空间，在聚焦红色的历史史诗化书写的同时，更多的史料与人物故事也在告诉我们，那些发生在上海的中国革命故事和上海的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历史底蕴的日积月累，足以让我们的文学叙事再现和修复一段国家和城市或民族的集体记忆。”

　　在接下创作任务后，《新渔阳里六号》的作者陈晨搜集了三百多万字的资料，光资料研读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作品中所记述的，不过是中国伟大历史中短暂的一段，是众多青年故事的一小段。”她表示，“但是如果一代又一代青年能够从中体会到我们国家永不能忘的屈辱史，并从中激发更大的爱国热情，重新审视自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谱写的壮丽的青春之歌，那么我想我的写作也就达到了目的。”

　　“红色起点”项目起源于2016年，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为迎接建党百年而部署实施的一项创作工作。在系统描述中国在上海诞生、党中央在上海走过的历程的长篇纪实文学《起点》的同时，创作多部反应不同分主题的中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分主题的内容涉及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党的发起组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左翼作家联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的诞生，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上海大学，各个分专题的作品对主作品《起点》起到了丰富和深化的作用。这七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以文学纪实的手法涵盖了建党初期我们党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奋斗历史。”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表示。

　　他介绍说，六个分主题选派了中青年为主的六位作家担任创作任务，在党史研究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整理学习研究相关的资料，实地走访史实发生地，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努力还原革命先辈们艰苦探索、浴血战斗的真实过程和历史的环境，然后潜心进行创作。“在协调推进创作过程，帮助作家解决创作中的实际困难，以及围绕创作手法、结构、视角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同时，我们也鼓励作家在谋篇布局上精心地勾画，在思想内涵上深入地发掘，力求通过多种多样的创作手法，鲜活地还原历史和描绘人物，讲好红色故事。”

　　在公众号上推出包括这一系列作品在内的书单后，“红色起点”的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王为松惊讶地发现这份书单被多家单位、出版机构转载，成为了一份“网红书单”，并且拉动了四史教育相关读物的整体出版。关于这套书的讲座，在出版社和喜马拉雅、阿基米德的合作节目中，收听人数已超过8。5万人次。“上海这座人民的城市、光荣英雄的城市，我们在红色文化的领域里，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不仅是内容上，同时在传播手段上，也会接纳新观念、包容新思路、支持新创造，用各种新兴的媒介来开拓传播渠道。”

　　从“红色起点”出发，上海市作协将迈出一连串文学创作的新步伐，“红色起点”新一批的选题和创作也即将展开。在纪实文学的创作之外，王伟表示，将努力推动别的文学样式，比如小说、诗歌等体裁来反映红色题材。“我们将继续推动红色系列纪实文学的创作，力求更加全面、深入、完整、具体地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展现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为传承上海的红色文化传统，发挥文学的力量。”

　　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其中一本讲述电影《风云儿女》摄制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过程的《起来》。

　　作者吴海勇从聂耳、田汉、司徒慧敏等相关人物事迹展开描写，巧妙地将人物线与拍摄前后内容进行串连，大量引用日记、报刊、档案、回忆文章、传记等历史资料，对历史事实进行了精彩细致的描写，力求最大限度地客观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全景式展现了电影摄制和歌曲创作的过程，反映出当时背景下上海左翼文艺工作者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热血与决心。如今回看，依然带给我们许多震撼。

　　来了来了，司徒慧敏来了，袁牧之、顾梦鹤也来了，与盛家伦、郑君里、金山、施超一起，汇聚上海“百代”公司的录音棚。

　　吕骥是否在场？司徒慧敏的相关回忆只提到临时合唱队的成立得到吕骥、任光的鼓励（司徒慧敏《在暴风雨中诞生——追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过》）。许幸之还记得聂耳在辞行时明确说过他为《风云儿女》作曲的后期录音和音乐合成部分“已经交给吕骥全权负责”（许幸之《忆聂耳》）。

　　无论如何，任光应该是坐镇上海“百代”的。这是公司制作音乐产品的重要时刻，况且这还是任光力主灌制的左翼歌曲。也有可能《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他的指挥下灌制唱片的，就跟张云乔追述的《毕业歌》灌制唱片时一样。

　　在录音设备一切调适停当之后，一个信号，录音开始。先由一个男声报歌名：“百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百”字发音近“古”字，音乐随之奏响。电通歌唱队7名成员一起引吭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词高亢激越，节奏铿锵有力，年轻人的心剧烈跳动，热血真要沸腾，紧张，歌喉有些放不开，唱至“被迫”的“迫”字还不整齐；第二轮音乐接着响起，间奏过后，歌唱队渐入佳境；第三轮是纯由器乐演奏；第四轮，歌唱队唱来更加纯熟自信，“发出最后的吼声”愈显力量。最后一个音符休止，大家还沉浸在“前进！前进！前进！进”的回声余响之中。门打开了，一遍通过，歌唱队成员不约而同地长舒一口气。

　　这四轮歌乐全部灌录至一张唱片，总时长2分50秒。缺憾还是有的。因为司徒慧敏、顾梦鹤来自广东，郑君里祖籍也是南粤，家庭方言语境仍有影响，因此三人的吐字发音还保留广东话的残余，再加之来自宁波的袁牧之国语也不能算是纯正，致使首版灌录的《义勇军进行曲》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不过，这种缺憾瑕不掩瑜，反而赋予首版唱片一层特有的历史傅彩。

　　考虑到《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词曲激昂的战歌，担心过早流传出去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摄制组只是预先给每位参演者发了歌谱，让他们各自练习。就是这样，还再三叮嘱参演者妥善收藏歌谱，不得外传，更不能遗失。

　　到实拍的那晚，位于荆州路的电通公司摄影棚气氛异常的紧张。自“电通”第一部片子《桃李劫》问世后，特工就“嗅”出该公司是电影赤色大本营，将此视为眼中钉，常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摄影棚外转悠，找碴搞破坏。为了防范特务的冲闯，《风云儿女》摄制组成员一直等到夜深人静，在确定摄影棚外没有异常情况之后，许幸之这才下令开拍。摄影场当时就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大家一边随着唱机里的歌声哼唱，一边做着动作。

　　在长城抗战中，白华与阿凤重逢了。在白华、阿凤“同胞们，起来”的声声召唤下，逃难的群众不再畏缩躲避，他们拔出刀、操起农具、拿起枪、点燃火把，发出不屈的吼声：“冲！”“杀！”“团结起来！”“民族万岁！”男女老幼，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汇成不屈的洪流，挺身御侮。战鼓敲响了，军号吹响了。进行曲恰是军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合唱声，白华在起劲唱歌的英姿，阿凤等歌唱的侧影，整齐的步伐，矫健的步履……

　　歌曲使表演的激情倍增，许幸之生怕声音太响惊动周边，再三关照大家压低嗓音。直到相关镜头拍完，一切平安无事，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与不幸》）。

　　最后的镜头拍摄完毕，再进行歌曲配唱，然而，合唱队一遍两遍地齐唱，音乐家、导演和技术员都认为不如最初一次的录音。最后，决定就把在“百代”的录音截取转录到电影胶片上去（司徒慧敏《在暴风雨中诞生——追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过》）。于是，配合电影画面，将《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反录光学声带（陈祥兴《感慨话当年》），但是加了其他演员的配唱歌声，细心的观众还能辨别出其中的女声。

　　《义勇军进行曲》艺术地表达了中华儿女义无反顾走上抵御外侮战场的勇毅决心，有力地提升了影片的主题思想。为此，该曲还成为这部影片的开头曲。于是，《风云儿女》一开片，便是“筑成新的长城……”的歌声。从半截唱起的《义勇军进行曲》一遍过后，又接以无歌词的进行曲旋律，整曲完整重放，让观众充分领略曲调的磅礴之力，起到了先声夺人、奠定基调的艺术作用。

　　1935年5月8日，上海《大美晚报》刊发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谱。此距上海“百代”灌制这首进行曲唱片仅早一天。两天后的5月10日，上海另一张报纸《中华日报》也刊登这一歌谱。从同一天起，电通公司面向社会普遍赠送《风云儿女》的两首歌曲的歌谱，印刷精美，声明可向“电通”宣传部索要，并附本埠与外埠的邮资规定（《电通赠送新歌曲》）。

　　5月12日《申报》就有简洁广告：“请注意《风云儿女》”，从5月14日起《申报》开始连日刊登《风云儿女》公映广告，其中5月23、24日两天还是整版广告。5月14日《申报》广告透露，《风云儿女》有新歌两首：一是《铁蹄下的歌女》，为王人美所唱；一是《义勇军进行曲》，为电通歌唱队全体男明星合唱。同月20日出版的《青青电影》画报月刊（2卷2期）刊登电通公司即将面世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两首歌曲：《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后一首歌曲标明“聂耳作曲”。歌词结束缺一“进”字，仅为“前进！前进！”

　　4天后的5月24日，下午2时半，《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当天还有傍晚5时半、晚上9时一刻两场。到6月4日公映结束，都是每天3场，票价依次为五角、七角、一元。首映当天《中华日报》刊登的电影宣传广告为那首令人过耳难忘的歌曲：“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同时顺带为唱片打一广告：“片中王人美唱《铁蹄下的歌女》暨电通歌唱队合唱之《义勇军进行曲》，已由百代公司灌成唱片出售。”

　　金城大戏院大银幕，银质光影映出现代式的几何图式，瞬间“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词曲破空而起，在一曲终了后又将曲调复奏一遍，这才将演职人员表过完，将观众视线年的上海。当《风云儿女》公映之际，日军已攻下热河，长城被侵略者踩在脚下、甩在身后，日军的兵锋直逼华北，电影结尾原本大快人心的古北口抗战已成过往云烟，只有“新的长城”尚具警醒与振奋民族精神之用。影片与现实的张力进一步激增观众的危机感，对《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构成了积极的社会氛围。《风云儿女》首映后，就有“易水”发表《谈〈风云儿女〉》的观影文章，文末特别提道：“此外，我更喜欢这故事中的一只（当作支，引者注）歌——义勇军进行曲”，认为歌声比表演要“紧张和悲壮得多了”，并抄录完整歌词作结。

　　歌谱、唱片、电影，加之面对面教唱，还有广播电台的播送，共同构成《义勇军进行曲》传播的第一道冲击波。那年7月9日下午，生活书店同人参观电通公司，归途大家在车上齐唱《风云儿女》的《义勇军进行曲》，《桃李劫》的《毕业歌》（萍《生活书店同人参观电通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从海外传来的消息半真半假：“著名影坛作曲家聂耳现在英国研究。”（佐喜《影城缤纷集》）这是6月25日出刊的《青青电影》画报月刊（2卷3期）刊载的一条消息。

　　7月底，从日本传来噩耗更是一时让人难以置信——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县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4岁。7月25日，上海《中华日报》刊发消息：《著名青年作曲家聂耳在日海浴逝世，沪上知交筹备追悼》，对其脍炙人口的作品的罗列，其中就有《义勇军进行曲》。《电声》杂志当作头条新闻登出，题为“《渔光曲》作者聂耳溺毙”，将《渔光曲》误归为聂耳的创作，可能是因为前不久胡蝶一行载誉归来，《渔光曲》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展览会上获奖重为社会关注所致。确证之后，震悼之下，《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刊物纷纷发表悼念文章，电通公司还出版了《电通》画报聂耳逝世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