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DFA“灰犀牛”落地在即：iOS端买量成本将暴涨，中国游戏出

曲谱网_：花旗中国CEO林钰华：对中国市场态度不变 将加大对公业务投入

　　：独家专访花旗中国CEO林钰华：对中国市场态度不变 将加大对公业务投入

　　4月15日，花旗集团在发布2021一季度财报的同时，宣布了一个令市场有些错愕的消息：该集团计划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全球市场个人业务。但也宣布，将在华寻求筹备一家证券公司和一家期货公司，以进一步丰富产品和服务。

　　花旗将计划退出的是在澳大利亚、巴林、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泰国和越南的个人业务，主要集中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不过，花旗将继续在上述13个市场中服务机构客群，包括私人银行、现金管理部门，以及投资银行和交易事业等。

　　“虽然13个市场都有优秀的业务，但我们没有竞争所需的规模。” 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洁恩（Jane Fraser）在声明中称，该集团相信其资本和其他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以应对亚洲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中回报率较高的机会，“我们将继续提供战略决策的最新信息，同时努力提高我们为股东带来的回报。”?

　　4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了花旗中国CEO、花旗银行（中国）行长林钰华，她表示，退出中国的个人业务是集团总部做出的一个“艰难的决定”，但花旗对中国市场的一贯态度并没有改变，将寻找第三方银行来承接在华个人银行业务，实现业务平稳过渡。

　　退出在华个人业务是基于未来

　　《21世纪》：花旗退出中国的个人业务的背景是什么？

　　林钰华：到今年3月，新上任的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洁恩在花旗已经工作了16年，在花旗全球网络的不同业务部门，包括伦敦、纽约、拉美都有丰富的经验，此前也担任过全球个人银行业务主管，对个人业务也非常了解。她上任全球CEO的同时宣布了一些重点工作，包括全球层面集团策略的重新思考，希望将资源禀赋集中于花旗较为高效的、有协同效应的业务。这样才能提升花旗的整体表现和股东回报。

　　中国的个人银行业务在过去5年，一直在做数字化转型和向财富管理方向侧重，整体看来，即便受到去年疫情的影响下，还是有很大进步，个人银行业务在去年达到利润新高。用以印证客户是否愿意将花旗推荐给亲戚朋友的净推荐值，也达到了新高。

　　部分理财产品成绩喜人，特别是QDII产品，其中回报率最高的一只产品达100%。这也证明了在一个较为动荡的外部环境中，在极具挑战性的外汇环境下，花旗的财富管理业务仍保有独特优势。

　　对公业务一直是花旗的强项，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全球网络，在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有当地营运牌照，在7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外汇交易业务，在63个国家和地区有股票基金托管业务，这也是花旗能够为对公客户不断赋能的原因。

　　花旗并不是基于一两个季度个人银行的表现而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此前也做了详尽的利弊分析，这是一个长远的决定，是基于花旗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做出的决定，不是look back，而是look forward。

　　《21世纪》：存量客户要怎么妥善处理？如何过渡？

　　林钰华：我们希望在中国找到一家第三方的银行承接这些业务。客户对花旗银行的财富管理、信用卡服务评价较高，因此对第三方银行来说应该也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希望尽快实现这个过渡。我们在找到第三方之前照常提供服务，分支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客服中心照常运营。

　　因为要筛选第三方，接下来谈判，再无缝衔接客户服务，期间做好与监管的沟通，这个过渡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对第三方没有中资行或者外资行的“门户之见”，选择的会是最适合的银行。

　　《21世纪》：涉及多少零售部门的员工，已经安抚了吗？

　　林钰华：目前个人银行员工大约1000人左右。过渡期间员工照常上班，并为客户提供服务，甚至有些个人业务缺人的话还会增补一些员工，以实现业务的平稳过渡。对我们个人业务感兴趣的第三方银行，也可能对我们的员工感兴趣，因为花旗的员工都十分优秀。

　　个人银行在去年的总体表现也非常优秀，虽然随着疫情影响，信用卡业务坏账有所提高，但总体来说规模增长、资产质量较为健康。

　　上周公布集团战略调整时，很多员工感到惊讶。花旗中国层面，我和分管个人业务的副行长将在未来一周陆续走访全国分行，与个人银行业务员工面对面沟通，了解他们的担忧和顾虑。目前我们的个人银行业务有8所重点城市，北上广深，以及大连、杭州、重庆、成都。同时我们也通过远程方式服务天津、长沙、贵阳和南京的客户。

　　计划筹备独资证券、期货公司

　　《21世纪》：花旗对外声明称正在谋求证券和期货牌照，能解释下新的战略布局吗？

　　林钰华：目前在国内，我们对公业务与个人业务的业务占比是7：3。我们计划加大在对公业务方面的投入力度，包括筹备独资证券公司和独资期货公司。

　　我们期望能够加强在华对公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主要服务客群是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子公司、中国的优秀企业（包括大型企业和新经济企业）、有全球业务发展计划的企业。花旗在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当地的银行业务，能够高效配合企业的全球发展。花旗中国与财富500强企业中的70%都有业务往来。按市值计算，在中国市值最大的20家企业当中，我们的客户份额大概为85%。

　　另一个策略是丰富产品平台。经历中国过去5-10年金融市场的快速开放，花旗取得了债券承销资格、银行间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业务资格，去年拿到了本地基金托管牌照，也是全球五大托管银行中第一家取得该牌照的。证券、期货牌照是我们丰富产品策略的延伸，目前监管也允许外资独资申请这些牌照。

　　在投行业务方面，花旗是全球最大的IPO承销商，我们拥有强大的调研能力。花旗研究部在多年来受全球知名财经媒体《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肯定，2020年的全亚洲研究团队调查中排名第一，在中国研究报告中排名第一。同年在《机构投资者》的中国区调查中，获国际投资人评选为中国股票销售机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有信心把握好这一方面的机遇。

　　《21世纪》：很多外资资管机构正在谋求进入中国，也有机构采取中外合资、外方控股的方式进入，花旗为何放弃在华财富管理业务？

　　林钰华：要看各家的禀赋资源，花旗在全球并没有资产管理的公司，资管也不是我们全球策略的重点。取得证券牌照就意味着我们一来可以帮助企业上市，二来可以从事并购，三来可以帮助机构投资者投资股债市场。

　　目前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和养老金都是我们的客户，未来可以通过我们在岸的证券牌照进行投资。我们的客户对中国市场充满兴趣，去年外资进入中国证券和债券市场的规模达到历史新高，这个趋势还会持续。

　　在退出中国市场个人银行业务之后，尽管我们不会直接参与财富管理业务，但是依旧会服务对公业务的客户、机构投资者，通过产品开发继续间接参与财富管理市场，我们可以提供现金管理、托管服务、利率风险对冲产品等。

　　（作者：周炎炎 ）

曲谱网_：苹果IDFA“灰犀牛”落地在即：iOS端买量成本将暴涨，中国游戏出海何去何从？

　　：苹果IDFA“灰犀牛”落地在即：iOS端买量成本将暴涨，中国游戏出海何去何从？

　　4月21日凌晨1点，一年一度的苹果春季发布会如期召开，会上苹果宣布，IOS14.5将于4月26日正式推出，包括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 (ATT)。

　　这一刻，中国游戏出海圈等待近十个月的“灰犀牛”终于到来。

　　ATT背后是IDFA（dentifierForldentifier，广告标识符）新政。此项修改后，将把“允许APP请求跟踪”这一选项从默认开启，变为征询开启还是关闭。

　　“以前是默认开启，现在则是用户自主选择。大量的用户将在摇摆中点击‘no’选项。这对于互联网商业模式，尤其是游戏买量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游戏海外发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4月22号举行的2021中国游戏出海大会上，苹果IDFA新政也引发了在场人士热烈讨论。

　　“IDFA对整个互联网，包括游戏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苹果全球每天有10亿只手机被打开，这样的规模和体量对于每个做数字产品的公司都或多或少会有影响，小到每个开发者、工作室，大到Facebook、谷歌，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IDFA恰恰在数字世界里面跨应用、跨实体之间协作的物理基础，没有它，很多事情做不来。”苹果ios市场智能投放技术平台量江湖联合创始人史建刚如此评价。

　　加剧游戏公司贫富分化

　　对于出海游戏厂商，IDFA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

　　史建刚指出，短期来看，以目前的游戏行业为例，至少有三个影响：一是买量成本大幅上升；二是买量渠道被压缩，原来所有基于IDFA跨APP的唯一标识物买量方式被终结，包括RTB、DSP，以及很多运营方式，营销方式，老用户召回的方式都没法使用；三是苹果上的核销最后只能依靠苹果提供的SKAdNetwork。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它，用起来不方便，无法精细化运营，无法追溯，但是不得不去用它。我建议，如果做这一份工作的话，现在要开始尝试研究、安装、调试。”史建刚说。

　　实际上，自苹果去年6月宣布ATT以来，iOS买量成本已在不断抬升之中。3月底APP Annie曾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下半年，CPI（Cost-Per-Install，每次安装成本）在IOS端涨幅达到30%，而同期安卓端只涨了10%。这一数据在2017年大概是17%左右，2020年上半年涨到23%，2020年下半年已上升到32%。也就是说，过去四年一共涨了6个点，2020年的6个月内已经涨了9%。

　　“如果ATT执行之后，会有多少用户愿意把IDFA分享给开发者？现在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大部分用户选择限制跟踪。换言之，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无论是游戏开发者还是其它开发者，超过90%的概率拿不到用户的IDFA，原来依赖于IDFA所有行为从运营的角度来说无法执行。随着买量成本抬升，游戏公司将加剧贫富分化，安卓和 iOS游戏产品之间的气质品质差别也会越来越大。” 史建刚说。

　　互联网商业模式出现分水岭

　　“苹果一直在业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今中外无论是政府政策层面，还是用户认知层面都对隐私愈发关注，苹果作为行业生态中的领军企业，应该如何去做并不难理解。”App Annie大中华区负责人戴彬如是说。

　　从长远看，IDFA的影响非常深远。最首要的是，移动广告业务将迎来巨变。AppsFlyer数据显示，有56%的市场营销人员认为苹果公司的IDFA新政将对广告业务造成不利影响。而中国广告协会主办的刊物《现代广告》公布的数据亦显示，因苹果IDFA新政的推行，预估中国有将近2000亿元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受到影响。

　　前副总裁、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专家刘鹏曾指出，IDFA与移动广告间的联系，一是归因统计，即明确用户点击广告的来源是哪款App。二是用户画像，即通过App使用轨迹，规划用户下一步的投放需求。

　　“IDFA导致了整个广告分发效率的降低，对于整个数字广告业其实都是利空的。” 史建刚指出，对于游戏厂商来说，游戏产品和商业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即越来越不依赖于广告变现，而过渡到应用类付费或者用综合的变现方式。

　　进一步讲，IDFA新政也利好于数字服务业，甚至可能成为整个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分水岭。“过去变现有两种方式，一种通过服务、应用付费，另一种是广告变现。以前二者是持平的状态，但是IDFA将会打破这个平衡，进入到新的阶段。”史建刚这样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IDFA新政也将对阿里、字节跳动等广告收入营收占比较高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产生巨大影响。互动营销实验室发布的《2019中国互联网广告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互联网广告总收入约4367亿人民币，互联网广告收入TOP10企业由高到低分别为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腾讯、京东、美团点评、趣快排SEO、小米、奇虎360和58同城。

　　（作者：刘美琳）

曲谱网_：拜登政府的“科技反垄断”将何去何从

　　：拜登政府的“科技反垄断”将何去何从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华盛顿与硅谷的关系都将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一面。自左至右，分别为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四家数字巨头的标识。

　　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立法、执法部门分别开启对硅谷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拜登、沃伦等资深民主党人在2016年竞选期间也表示要通过科技反垄断来促进竞争。去年10月以来，美国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分别针对谷歌、脸书发起了反垄断起诉；今年1月拜登执政后，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引入多个版本的反垄断立法提案。

　　华盛顿科技反垄断风暴可谓来势汹汹，但严重的党派分裂让国会反垄断修法困难重重，执法资源不足问题也将制约执法效果。在经济复苏与大国博弈的倒逼下，白宫与硅谷聚焦合作，对内有利于民主党选举利益，对外有助于美国在与他国的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种种迹象表明，拜登首个任期内，美国的科技反垄断大概率将“雷声大雨点小”。

　　反垄断（立）修法前景黯淡

　　2019年6月，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下设的反垄断小组对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四大数字巨头（GAFA）开启反垄断调查，并于去年10月发布了一份400余页的调查报告，其中称GAFA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抑制竞争、扼杀创新，建议对美国的反垄断法进行深入修改，以抑制寡头权力。经半年审议，今年4月15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24票赞成、1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这份报告。有舆论认为，该报告将成为众议院立法遏制硅谷市场力量的指南。

　　立法机构在反垄断问题上跃跃欲试，与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滥用脸书用户数据帮助特朗普竞选的丑闻曝光后风靡于华盛顿的隐私立法讨论浪潮颇为相似。更为接近的还有，两党之间及两党内部矛盾重重，反垄断修法或将复制隐私立法“知易行难”的困境。

　　首先，两党对是否修法以及修法重点看法不一。

　　与民主党“铁了心”要通过立法来补充修正既有反垄断法体系不同，共和党倾向于在既有反垄断立法框架下加强执法。即便是修法，共和党人的优先目标也是聚焦于通过修法削弱社交平台的权力，防止大型社交平台审查、歧视保守言论。在民主党人纷纷引入反垄断修法提案的今年第一季度，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引入了有关修正《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的法案，表明共和党人意图以同意反垄断修法作为条件，置换民主党同意修正“230条款”，以恢复共和党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基层动员的能力。

　　其次，两党在如何修法方面共识小于分歧。

　　去年10月的众议院反垄断调查报告虽由跨党派的反垄断小组出品，但在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的背景下，该报告更多是民主党意愿的呈现。因此，这份报告发布后不久，参与调查的共和党议员肯·巴克（Ken Buck）等人另外发布了一份题为 “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报告，暗示两党立法思路从一开始即存在不同。

　　对比这两份报告可见，两党的共识仅存于：加强执法部门的人员、资金配置；通过实现数据的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打破数据垄断；举证倒置（即由监管举证收购导向垄断，转向业界自证收购不会导向垄断）。

　　在诸如“如何界定操纵市场”、“垂直领域的并购是否一定是反竞争的”、“一刀切禁止收购竞争对手是否合理”、“将平台视作基础设施是否合法”等方面，民主党的主张颇为激进，而共和党则认为这些方面有赖于执法和司法的进一步反馈。在通过立法来划定科技禁业范畴，以及在反垄断诉讼中取消仲裁或完全放开集体诉讼方面，共和党则予以坚决反对。

　　最后，两党内部意见也不尽统一。

　　民主党方面，建制派主张慎重对待科技反垄断；进步派则寻求激进变革，如沃伦等主张“拆分脸书”，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诉求要普遍比参议院民主党人更为激烈。共和党多信奉大市场理念，主张温和对待反垄断，但部分新锐议员有借助反垄断博眼球的冲动，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今年3月的提案要求“千亿美金以上市值的科技公司不得实施并购”。

　　总得来看，民主党建制派的主张与传统共和党人接近，部分激进共和党人的诉求也得到了民主党进步派的呼应。在两党建制派对内部派别约束越发有限的背景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推进立法。

　　因此，上述400余页的反垄断报告能获通过，主要归因于民主党人利用掌控众议院的优势强行推动，司法委员会17名共和党议员全部投出反对票，暗示两党立法思路分歧犹存，该报告作为“立法指南”的合法性先天不足。

　　事实上，随着民主党进步派的淡出以及建制派入主白宫，该报告将越发沦为民主党反垄断姿态的象征，如若民主党议员完全忠于该指南推出立法提案，不仅将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在本党内部也难得到完全支持。

　　今年2月，参议院反垄断小组主席、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提出的反垄断立法议案已偏向温和；近期，众议院反垄断小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大卫·西西林（David Cicilline）更表示，“不打算推出一个大的反垄断提案，而计划起草多个规模较小的提案”。

　　多重因素作用下，预计两党、两院、各派意见一致的反垄断立法出炉将遥遥无期，即便推出也大概率偏向温和。

　　“科技反垄断”并非拜登施政的优先目标

　　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对内防控疫情，谋划纾困计划，对外修复与盟友关系，主张统一行动应对挑战，内政外交政策呈现出协调与互补性。

　　对内科技政策方面，拜登政府聚焦5G、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硬科技”，在底层研发、数字新基建、数字供应链安全方面等方面行事高调，如与国会协调提高新兴技术领域研发投入，放宽高水平人才引进，促进公共与私营部门间合作，推动芯片生产链回流本土，并亲自出席半导体产业会议，许诺将500亿美元的半导体供应链支持资金纳入2.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意图展现美国政商团结、高端制造业回流场景。相比之下，在具体软件应用的监管和宏观数字治理层面，白宫表态谨慎、态度务实。

　　对外科技政策方面，与特朗普时期频频对外“数字开战”不同，拜登搁置争议，淡化与盟友在数字税、隐私保护、平台责任、反垄断方面的分歧，在微软与加拿大垄断诉讼、脸书与澳大利亚媒体议价的博弈中反应平淡，专注于通过G7峰会、慕尼黑安全会议、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美日首脑会谈等多边场合突出与盟友在传统地缘政治方面的合作，主张以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为依托组建“民主国家技术联盟”，确保西方在“硬科技”领域的领先，继而输出规则与标准。

　　总的来看，面临严峻疫情形势、不明朗的经济复苏前景以及国内频发的种族、移民问题，在2022年中期选举压力前面，拜登政府能够有效掌控的政策议程着实有限。

　　就数字政策而言，高热的“隐私法案”、“230条款”、“反垄断”固然夺目，但均非朝夕可达的目标，而对内专注于科技建设、对外确保美国的科技优势，能够以较低成本集聚跨党派支持，服务选举。相反，专注于科技反垄断，既无助于短时间内国内经济恢复，也不利于对外科技合作的施展，还容易抑制科技巨头配合美国实施针对中国举措的意愿。

　　此外，从党派政治的视角观察，去年11月大选以来，民主党人正逐步恢复对硅谷的影响力：1月初的国会冲击事件中，特朗普的脸书、推特账号均遭封禁；3月底，脸书及旗下平台对“带有特朗普声音”的内容进行溯源查删；去年10月拜登之子亨特丑闻发酵以及拜登3月份登机“三连跤”事件中，社交网络均低调处理，展露出“讲政治”的一面。

　　对民主党而言，以反垄断为缰绳，“多说而少做”，将硅谷约束在配合本党明年中期选举及2024大选的轨道上，是比较务实的选择；相反，激烈推进反垄断诉讼，必然引发硅谷与联邦政府间持续对立，且容易让白宫陷入不必要的府会对立中，难以聚焦其他优先议题。

　　面临重重挑战的反垄断执法

　　尽管拜登政府意兴阑珊，硅谷反垄断依然沿着立法和执法两条不同赛道齐头并进。

　　在众议院开启反垄断调查的同时，早在2019年7月，两家主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即对GAFA发起反垄断调查。众议院反垄断报告发布后，去年10月，司法部联合11州共和党检察长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诉讼，12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8州检察长联盟”分别对脸书提起反垄断诉讼。

　　与反垄断修法前景黯淡相似，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执法，也将面临重重挑战：

　　执法预期方面，虽然增强执法机构人员、资金配备以适应平台时代系各方共识，但这有赖于国会立法，而分裂的国会延迟了这一许诺的兑现预期。更重要的是，在新法推出前，对科技平台业态缺乏针对性的传统反垄断法体系仍是主要的执法依据，这难免导致监管与业界各执一词。在旷日持久的官司车轮战中，“执法期待新立法作为依据”与“新立法需要执法提供经验”将反复循环，高层级法院判决或和解将是最终宿命。而即便法院最终做出诸如“拆分”等必杀式判决，在技术实现上也面临巨大挑战。

　　随着今年1月党派更迭，缘起于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诉讼走向，将取决于拜登政府的态度，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核心职能在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更倾向于促成和解而未必执迷于胜诉，这为当下两起诉讼的未来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团队建设方面，与国安与外交团队迅速到位不同，拜登政府反垄断团队至今仍未成型。

　　白宫方面，拜登过度团队充斥着“硅谷人”早已不是新闻，当下包括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立法事务主管路易莎·特雷尔（LouisaTerrell）、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在内的多名拜登侧近幕僚，直至去年都在为微软、脸书、利夫特（Lyft）等巨头提供咨询服务。

　　司法部方面，主管反垄断事务的局长一职至今空缺，新任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德兰（Merrick Garland）仅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态“积极执行反垄断法律”，而既有法律并不足以支撑反垄断诉讼。

　　联邦贸易委员会方面，拜登新近提名哥伦比亚法学院法学副教授、竞争法专家琳娜·坎 （Lina Khan）出任委员，而另一名民主党籍委员即将赴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的5人委员会仍将处于“缺员”状态，迟迟未能补齐人手、频繁换人不利办案。

　　值得注意的是，3月，鹰派反垄断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加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琳娜·坎入主联邦贸易委员会，一直被视作拜登科技反垄断的雄心力证，但该二人既无反垄断实践经验、也缺乏从政经验，与国会关系疏远，沟通府会、协调资源难度较大。

　　可能的“意外收获”

　　与上世纪针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本世纪初针对微软不同，当下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反垄断调查和执法，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美国而言，数字平台权力集中之所以引起华盛顿紧张，始于2018年由媒体曝光、2020年落幕的“剑桥分析”事件，两党反垄断的核心，恰是限制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口中所谓科技巨头“对民主构成的独特威胁”。

　　放眼全球市场，硅谷垄断往往与全球数据收割、各国数字收益分配不公或大型平台拒不配合传统民族国家的监管有关。这意味着，在传统的相互起诉之外，在平台时代，监管部门有更多的着力点来释放反垄断压力，科技公司也有更多的抓手来对冲反垄断压力。

　　例如，2015年，三名美国伊利诺伊州公民因脸书的人脸识别功能涉嫌违反该州2008年10月通过的《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Biometric Information Privacy Act），而向这家数字巨头提起诉讼。但联邦层面隐私保护立法的滞后，导致这一诉讼长期悬而未决。在反垄断的当口，脸书实施的人脸识别除涉及隐私侵犯外，还可能成为垄断数据的力证。为此，今年2月底，脸书提出了6.5亿美元的和解方案并获通过。

　　再如，拜登执政以来，澳大利亚针谷歌、脸书推出了媒体议价法案，英国、意大利要求多家美国零工经济企业将旗下合作员工认定为雇员，相关诉求暂且得到平台的初步配合。这显示，平台为防止陷入“多线作战”而选择在部分议题上让步。

　　又如，推特、脸书长期选择性执行传统民族国家的内容监管要求，而在全球科技反垄断浪潮下，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社交平台对平台责任执行的不到位，或将成为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的力证。

　　纵观平台时代各国数字治理实践，无论是要求平台慎重对待用户隐私、积极配合内容治理，或是通过数字服务税等方式对数字经济收益进行二次分配，还是对作为“守门人”的平台权力进行立法限缩，都在客观上对冲外部世界对数字巨头垄断倾向的担忧和对数字收益不足的焦虑，而这一切，也终将稀释美国政府对内反垄断的急迫冲动，甚至激发起美国政府对外为硅谷保驾护航的意愿。

　　在美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双重作用下，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华盛顿与硅谷的关系都将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一面，其间的问题远不是一次反垄断立法可以解决。政商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句“是否支持反垄断”可以作结。

　　唯一确定的是：就商业利益而言，在一个充分辩论的环境下，硅谷商业模式创新的脚步不会停止；就消费者福祉而言，即便AT&T被拆分或“微软诉联邦政府”的情境在未来不复现，在持续、高压的科技反垄断执法预期下，隐私、平台责任、数字税等治理议题，将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或将是本轮科技反垄断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