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诉联络易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认定标准

　　宝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律师，注册会计师。专注于公司法、投融资、知识产权领域的非诉讼业务与争议解决代理。

　　4。一审法院认为腾讯未证明自身损失或联络易公司获利进而酌定赔偿数额350万元

　　5。二审法院基于被告无反证而采信腾讯初步证据计算侵权人获利1294。8万元

　　（2）微信管理系统获取微信数据内容不构成侵害腾讯权益，但腾讯可禁止相应行为

　　2021年7月14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布了4月30日就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本文合称“腾讯”）诉厦门联络易科技有限公司（“联络易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书》，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侵权准确（即联络易公司运营“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构成对腾讯的不正当竞争），但在赔偿方面处理不当，将赔偿金额改判为1000万元，是一审判决赔偿金额350万元的2。85倍。

　　联络易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一直运营到2019年11月，其间于2018年6月登记了“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IOS版、Android版、windows版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联络易公司运营的网站名称、网站域名使用了“微信”字样和拼音“weixin”。

　　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属于群控软件，通过获取使用微信客户端的签名公钥开发，并通过实施破解用户协议，以技术化手段在微信客户端和微信服务器之间插入一个“群控”的中间环节，包括自动化、批量化操作与发布信息、机器人快捷回复、多人协作服务等。其运行界面有“会话”“历史消息”“群发助手”“朋友圈”“客户管理”“报表管理”“账号管理”“帮助中心”等8个模块。

　　该软件的“群控”方式导致微信服务商接收并处理了来自非微信客户端发送的信息和指令，导致微信账号无法同时登录正常的网页版或PC客户端；增加了微信运营压力和负担，干扰了腾讯的信息处理；增强了微信的商业化营销作用，异化了微信产品作为社交平台的基本功能。

　　联络易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开的产品报价区分了多用户平台及私有化组网两种平台。其中，多用户平台又包括个人版（含3个授权）980元/年，增加授权300元/年/个；企业版（含10个授权）4980元/年，增强授权450元/年/个；增强版（含10个授权）5980元/年，增加授权550元/年/个。

　　联络易公司还在其网站上声称，截止2019年4月，使用“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注册企业用户数首次突破20000家。

　　对于上述事实的举证，腾讯主要采用了网页公证、时间戳证书以及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针对置专业技术问题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方式。

　　腾讯公司运营“微信”软件产品，联络易公司运营“微信管理系统”软件产品，二者属于非同类产品，甚至具有上下游区分的差异。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系从事互联网信息运营的经营者，虽然两者经营的非同类产品，但市场竞争并不局限于此，在相关产品或服务投入市场后会对市场竞争形势及当事方利益产生影响时，相关经营者之间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市场竞争关系。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故只要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对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其他经营者即有权提起诉讼。被控侵权软件“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涉嫌干扰微信正常运行，对微信产品的安全性及微信用户的利益造成危害，双方之间已经因此而产生竞争关系。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不正当竞争赔偿数额的确定，首先是受到损害经营者的实际损失，其次是侵权人的获利，最后是在二者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情节酌定（500万元以下）。

　　一审法院首先认为，腾讯未能举证证明联络易公司等的侵权行为导致其经济损失以及联络易公司的违法所得的具体金额，联络易公司的销售人员或网站所称均属于广告宣传行为，不足以证明其实际获利。

　　基于前述认知，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以下因素酌定联络易公司因不正当竞争赔偿350万元（包括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1。微信软件知名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力；2。联络易公司等主观故意明显，对公众的信息数据安全及隐私性具有侵害性；3。侵权软件的售价较高且具有后续拓展功能及持续收费的可能性，能为联络易公司等带来较高的收益和利润；4。腾讯公司确有委托律师代为参加诉讼并进行公证取证、鉴定取证。

　　实际上，不论是腾讯起诉请求的赔偿金额1045万元，还是上诉请求的赔偿金额1000万元，均无明确的计算方法，更无直接的计算公式。这也反映出不正当竞争索赔金额确定的难度。

　　腾讯上诉请求金额少于一审，属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二审法院虽然计算出侵权人获利金额1294。8万元，但依法应在腾讯上诉请求范围内裁判1000万元。

　　在上述计算公式中，销售数量20000套是联络易公司在其网站上载明的截止2019年4月的“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注册企业用户数，即企业版销售数量；销售单价4980元/套是联络易公司在其网站上载明的企业版价格；利润率13%是联络易公司在庭审中主张的软件行平均利润率13-15%的下限。需要指出的是，获利计算仅限于企业版，未包括个人版、增强版及私有化组网平台，也因缺乏数据或证据而无法涵盖。

　　上述销售数量和销售单价数据均来自联络易公司网站，腾讯以公证方式进行了证据保全。联络易公司辩称该等数据仅是对外宣传和推广在网络中进行夸大的宣传，实际成交价格远低于报价，不应作为获利依据。

　　对此，二审法院的基本认定逻辑是，在腾讯已对联络易公司的销售数据和销售价格提出初步证据的情形下，联络易公司未能提交实际销售数量和价格的证据反驳腾讯的证据，应对腾讯的主张予以采信。

　　不难看出，这参照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20年9月12日起施行）第二十四条或遵循了该司法观点的精神，即：“权利人已经提供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初步证据，但与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由侵权人掌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责令侵权人提供该账簿、资料。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认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客观而言，不能绝对排除联络易公司“吹牛上税”的可能性。这也是一审法院认为联络易公司的销售人员或网站所称均属于广告宣传行为，不足以证明其实际获利的原因。因此，从理性角度，侵权人在不正当竞争纠纷中虽面临囧境，但原告用以证明侵权人获利的初步证据与实际侵权获利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侵权人仍应选择提供实际获利（比如实际销售数量、实际销售价格、实际成本等）的充分证据，方为上策。

　　腾讯主张联络易公司通过与微信软件的信息交互窃取用户信息。但法院认定该主张与事实不符。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对信息的查看权限取决于相关微信用户的授权，只有通过向该软件授权（即通过该软件登录微信）的微信账户在登录期间的可见信息才能被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的使用者及数据库管理者获取。故无论是该软件的使用者或研发者或数据库管理者，获取用户信息的范围仅限于授权用户的可见范围，获取时该信息的途径也仅限于相关用户的授权而非通过微信的服务器窃取用户信息。

　　（2）微信管理系统获取微信数据内容不构成侵害腾讯权益，但腾讯可禁止相应行为

　　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在运行中获取的数据内容限于授权微信账号使用者或该微信账号相对方的个人微信信息，属于未经分析加工的用户个人原始数据，该数据的内容通过微信用户的自我设定和收发信息形成，并非腾讯在运行微信过程中进行收集或再加工后的成果，腾讯虽然有责任保护此类数据的安全，但在微信用户授权范围之外对此类数据并不享有其他权利。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的收集、存储、监测上述数据，亦不属于对腾讯权益的侵害。腾讯可以禁止联络易公司实施相应的行为，但无权就该行为主张经济赔偿。

　　如前文所述，法院认定联络易公司运营的网站名称、网站域名使用了“微信”字样和拼音“weixin”构成不正当竞争。但是，至于“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名称的使用行为，该名称中的标识性词语为“联络易”，该软件用于实现管理多个微信账号，故软件名称中的“微信管理系统软件”是用于表示软件性质和用途，并不具有标识作用，其中的“微信”字样亦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规定的“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范畴，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联络易微信管理系统软件的功能是对微信账号及收发信息的管理和统计，上述功能与微信软件的功能并不相同或近似，联络易公司没有通过抄袭完成该软件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