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书一一中国最古老的乐谱《敦煌古乐》破译记

　　席臻贯轻轻地把P3808卷子打开，天书窸窣作响，被破译的音符像一群欢快的鸽子扑棱棱振翅飞起，向世人传递一个消息：甘肃敦煌艺术剧院院长席臻贯破译了号称“天书”的敦煌古乐，再现了一个千年的美妙声音，此举系中国和世界音乐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与李白、王维、白居易对酒当歌，为琵琶女如泣如诉的激越与婉转倾倒，然后，对着那本天书做沉思状。

　　这卷天下奇书有着长生不老的年龄，有着永远新奇的内容，有着改写世界音乐史的分量，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份乐谱。

　　然而，这些曼纱的声音，纵然是绕梁三日，绕树三匝，最终仍会如月影回廊，淡淡地随风而去。

　　如今，天书躺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里，变成一卷质地暗黄、风化严重，仿佛一抖就碎的纸。这卷编号为P3808的纸，一面是汉字写的佛经，一面写着稀奇古怪的符号。乍一看，这些符号类似日本文字，细读，又什么文字也不是。这个卷子，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的四万多卷卷子中发现并带走的。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古怪符号是些什么东西。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林谦三首先提出，这是一份乐谱。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解读了这卷古谱，人类将有可能听到千年以前已成绝响的声音，音乐史上那些抽象、干涩的文字将变为能够触摸我们肤肌和心灵的长歌，变为五色缤纷散发着幽香的仙音，飞天女神将怀抱琵琶手捧玉笛从壁画上走下来，围着我们缓缓起舞奏乐……我们将沐浴在千年古乐那耀眼而温暖的光波里。无形无声的古代音乐史将被改写。

　　自林谦三开始，不断有人试图解读这份古谱。这是一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的队伍，是一支雄心勃勃又悲悲切切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毕生精力的投入换一个有始无终的结果，撒手人寰。眼前的天书仍是天书，读不懂，猜不透。这道国际难题是音乐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摘取这颗明珠，需要涉过血海，爬越尸山，沿着白骨指示的路径向前再向前。

　　前面的人一个一个倒下了。古谱迷一般的身影仍在有着积雪和粘土的欧洲大陆上、在风沙漫卷的亚洲黄色高原上漫游，作着千年的等待。

　　我看到了早慧的席臻贯。他梳着小分头，穿着浆硬了衣领的衬衣，背带裤，还打着小领结。他有一双很帅气的大眼，脸庞清秀，皮肤细腻，身材不高，一派典型的南国少年风韵。照片上，席臻贯一会儿在颜文良先生的指导下煞有其事地画画，一会儿穿一身运动服像模像样地翻跟头，一会儿正襟危坐地吹笛子——好一幅江南才子的派儿！可是，转眼之间，江南才子就变成了边地胡人。一九六三年，甘肃省歌舞团到江南演出，牧歌的清新辽阔，藏舞的刚劲奔放，一下就征服了席臻贯。他渴望草原，渴望沙漠，渴望边地胡音。于是二十二岁的他吹着羌笛走进了甘肃省歌舞团。

　　人生如梦。转眼十八年过去，他已到了不惑之年。他娶妻生子，挣钱养家，他排队买煤买菜，与人讨价还价，为分不到住房而忧心忡忡。他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活得艰辛而有滋有味儿。他仍在吹奏他心爱的笛子，吹《丝路花雨》，吹《敦煌雪莲》，字正腔圆，功夫老到，甚至吹回了一个东京国际佛教音乐展览的水晶钟奖。

　　他也作曲，曲子带有西部的苍凉，也有吴语依哝的相思乡恋，有时也能挣几滴热泪，几声长叹。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普通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境界，如果说这是成功，充其量只能算个自我安慰式的成功，人们偶尔想起这个人时说，哦，他呀，还行，不错，凑合。四十一岁的席臻贯就要应验那句俗话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可他仍是一副守株待兔的从容。两杯老酒一喝，还壮怀激烈地念一声“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博友草上飞在我上一篇文章后留言称，“世界上我听过得最早的音乐——有乐谱，是两河流域阿卡德王国5000年前的，一个公主出嫁时候的，唱的人对着她唱，没有乐队，很不好听，有些像伊斯兰的念经加简单的音符……”《敦煌古乐》只是1000多年前的，因此我说其是世界最古老的乐谱实在是武断和太孤陋寡闻了，特将题目改为中国最古老乐谱。但愿这一次没有错。）

　　一次偶然事件打碎了他的自我陶醉。一九八零年，歌舞团到朝鲜演出，乐队指挥提出席臻贯吹笛子音准不行，借了一个吹笛子的去访问了。虽然后来发现借这个人还不如席臻贯，急电把席臻贯招回，但这一剂猛药还是叫他看清了自己在吹笛子上的前程。就在这时候，一石惊破水中天，一九八三年二月，上海《文汇报》和世界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了“敦煌曲谱破译成功”的消息，报道了席臻贯的老乡，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叶栋在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首次破译了湮没一千多年的“敦煌唐人琵琶大曲”。之后，叶栋又在中国音乐界权威性杂志《音乐研究》上全文发表了《敦煌曲谱研究》，详述了他的研究成果。

　　是那位身患绝症，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在大脑缺氧神智模糊之中还记挂着符号和音位的叶栋唤醒了席臻贯。他指点迷津，驱散了拦在席臻贯人生之路上的漫漫浓雾，使他在刹那间知道了大地苍天赋予他生命是为了让他干些什么。也许这就是宿命。

　　那时，身在西北，饱受西部文化熏陶的席臻贯早已随《丝路花雨》剧组数次拜访敦煌。莫高窟怀揣珍宝静静地立在漆黑如磐的洞窟里。

　　一旦被灵感之光映照得满壁生辉，壁画上的人物便活跃起来，音乐流泻下来，乐舞场面盛大，飞天、伎乐天舞姿的柔美，乐器种类的繁多，音响效果的悦耳，让人击节扼腕，浩叹不已。

　　在这场千年的等待中，莫高窟先后使斯坦因、伯希和、兰登、华尔纳、大谷光瑞等一批掠宝者名满天下；使张大千、常书鸿、常任侠、任二北、饶宗颐、段文杰、井上靖、岸边成雄、林谦三、水原渭江等人成为大艺术家、大学者；使《丝路花雨》等一批模仿敦煌壁画舞姿的剧作、歌舞享誉世界。

　　席臻贯作为《丝路花雨》剧组的成员，曾多次出访东南亚和欧洲诸国，异域他乡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在耳目一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狂热狂喜狂爱，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极其强烈的震撼，这种刺激经历一次便永志难忘，影响终生。那一浪高于一浪的世界性轰动不就是源于一个灵感么。一个灵感竟使默默无闻没几个人瞧得起的甘肃歌舞团（现名甘肃敦煌艺术剧院）一下子成了世界级水平。每一道服饰，每一个动作，每一段音乐、甚至连表情、神态、眼神都成为专家、学者研究评论的对象，全国的文艺团体竟相效仿。哪一个做学问的人不在潜意识中期待着这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轰动呢？

　　席臻贯在一九八二年那个平常的春天里做出了此生最重大的抉择；解读敦煌古曲谱。

　　上海春早，春的万红千紫反射着人生的短暂与无奈。叶栋先生已站在了人生的尽头。在用将尽的烛火映照着他解读敦煌古乐的最后一场演奏会。然而，满怀钦佩和怜惜之情的听众们沉默着，因为他们听到的是怪异的曲调，不正常的节奏，令人难以理解的音乐。

　　音乐是表现的艺术，又是能引起激动的艺术，它必须按自己的意向产生出悲哀或欢乐的印象，对听众产生某种磁力作用、感染作用。如果这些声音表达不出什么，让听众感受不到什么，怎么能称之为音乐呢？大家禁不住默默地想：这就是一声飞出九重深，冲断行云直入天，能使江洲司马泪湿青衫的大唐音乐吗？更有一些学者黄翔鹏、毛继增等人纷纷提出商榷、质疑，指出其曲调扭曲，唱不成声，并分析其原因，指出其错误。叶栋先生自已也怀着深深的苦恼，苦恼着对谱中的一些符号无法达到准确的认识。然而叶栋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他带着满腹的遗憾，撒手人寰。

　　席臻贯追随着叶栋的魂魄和精神走来了。他气色很好，思维敏捷，意气风发，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模样儿，他就这样开始了由一个普通乐师向世界级音乐大师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场孤独的冒险，是一场死亡游戏，他却显得很轻松。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越来越有了杀身成仁的庄重。他着手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看到这份卷子。

　　一九零七年三月十二日清晨，中国甘肃省西端的敦煌城外，鸣沙山在刺骨的寒风中扬起一股又一股游蛇般的飞沙，月牙泉上结着厚厚的坚冰，整个城镇也如被冻住一般一片死寂。四十五岁的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瑟缩着矮小的身子，悄悄地走了过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行是他“对古老世界最大胆和最冒险的突击”中最有收获的掠夺。

　　到达敦煌不久，他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的口中听到一桩非常特殊的故事，说是一个叫做王圆箓的道人，多年以前偶然发现在一间密封的石室里藏有大量的古代手写文稿。据估量，这些文书能装满几马车。又据说，发现秘密书库一事已经上报兰州的中国总督。总督在翻阅了手写文书的样本之后，已命令要把这些书妥善地锁藏起来。

　　斯坦因的激动简单是无法形容的。一九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来到了这个神圣的石窟，见到了被人们称为王阿菩的王圆箓。就这样，欧洲人所欢呼的斯坦因的最伟大的胜利而同时也是为中国人所咒骂的、可耻的哄骗行为就在这里开始了。

　　斯坦因先后两次共得到了装满二十九只大箱子的古代手稿、绘画、修制品。当然，交换得结果是斯坦因给了道士一些银子，这些银子的数量至少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王道士的脸上却是“胆怯而又是自我满足的安详的表情”。

　　斯坦因的脚步声刚刚消失在敦煌西边的戈壁上，法国人伯希和就凭着他猎犬般的嗅觉出现在千佛洞里。

　　年仅二十七岁的保罗·伯希和是一位才华横溢、傲慢自负、记性极好的汉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熟悉这个世界上的十三种语言，特别是能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有的句子。他的这种才能常使当地的中国官员大为吃惊。

　　王道士与这个头发稀疏、额头很高，留一撇仁丹胡子的法国人一会面，就被他纯熟的汉语迷住了，很快就答应伯希和去密室看手稿。

　　伯希和在密室洞口被惊得呆若木鸡。在惊呆的同时，他估计洞里的手稿大约有两万件（事实上有四万卷），如果要打开每一卷加以适当检查的话，至少得花六个月时间。他立刻就做出决定，“一定要把整个书库检查一下，哪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他写道：“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件，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它是否提供过任何新的东西。”他决定把它分成两堆，一堆是其中的箐华，那是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得到的；另一堆是也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

　　懂汉文的伯希和在挑选敦煌卷子时比斯坦因要厉害多了。他写道：“我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件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短片碎页……”

　　这个精力充沛的法国人凭借一只蜡烛的微光，蹲伏在斯坦因把大批文物搬走（伯希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所留下的小得可怜的一点地方，费去了漫长的、如同被幽闭起来而令人恐怖的三个星期时间，在其满尘土的一捆捆手稿里进行挑选，他用毛巾掩着口鼻，依然呼吸困难。

　　每过几天，伯希和还要和他的两个法国同事聚会一下，这种时候，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在挑出了两小堆约六七件手稿之后，伯希和与王道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会谈，最后，这笔交易以五百两白银（约合九十英镑）成交。

　　今天，十九世纪的荷兰画家梵高的画已经卖到数百数千万美元。如果巴黎拍卖敦煌古谱，我们要用多少钱才能买回来呢？

　　宝贵的敦煌曲谱、舞谱就这样被伯希和弄到手，他也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只是感觉奇特和珍贵。所有卷子都被送到了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

　　得意非凡年轻气盛的伯希和不象斯坦因那么老谋深算，在他确信这批手稿上了轮船之后，立即公开谈到了这批珍宝，并携带了一箱手稿的样品前往北京。他说：“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说，这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他们简直不相信，在自已的国家里会有这样重大的发现。”

　　令人奇怪的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北京政府所做得事情仅仅是派发了一份电报给敦煌的地方官，责令他对洞内剩余的东西进行封锁，严禁外运。中国的学者们也在惊诧之后心情平静地忙别的去了。手稿在一九零八年以后的岁月里还在无情地散失。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骗走了几百件，俄国人鄂登堡也骗走了大批手稿。近年来人们又得知彼得堡还秘密地保存着一万多件敦煌卷子，至于这些卷子从何而来，目前还是个谜。

　　北京政府在过了很久之后，才拨款把敦煌剩余手稿运往北京，这些钱被层层克扣，到王道士手里已没什么了。而东运的手稿也如这笔钱一样，一路不断被蚕食和侵占。但是狡猾的王道士也许会在一九三一年临死前发出最后的一笑，他为了未雨绸缪以被不时之需，背着官府偷偷地把一部分手稿藏进了另一个密室。这个密室后来被人发现，手稿下落不明。

　　如今，如果有谁想完整地看一遍敦煌卷子，他至少要走遍十三个国家的三十多个文化机构，而其中的一些由于不加注意或者缺乏经费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因为资料被割裂、缺损，使得今天的人译解一份手稿或者翻译一份收集品，可能要花去一个人的一生时间。一位印度学者断言！“能担负起这种任务的人在一个世纪中只能出现一两个。在解释和翻译手稿的人未出现以前，就只得等待。

　　被伯希和带到法国的敦煌曲谱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世纪中只能出现一两个”的人。

　　一九八二年的秋天，席臻贯站在了巴黎这个文化名城的图书馆门前。他是随着《丝路花雨》剧组来的。此行最大的心愿，就是一睹《敦煌曲谱》的芳容。同行的，还有甘肃省文联主席陈士荣。

　　图书馆却拒绝他们进门，理由是他们没带护照。他们折回住所带上护照再来，人家又说该馆所藏敦煌经卷被盗，没有特殊阅览证仍不得入内。还是在华裔学人吴其昱先生的通融下，才得以进入图书馆指定的地点，怀着说不出滋味的心情等待阅看。

　　敦煌曲谱和舞谱摊开在面前。席臻贯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他像辨识流落他乡的亲人一样，颤抖着双手贪婪地逐字勘磨这被称为“天书”的卷子。

　　这是一份处于不同时期三位不同乐工所抄的谱子，然后可能由一位僧人把它们粘接成一份长卷。抄写的年代为“长兴四年”（公元九三三年）。

　　迫近了看，反复地看，与其他敦煌卷子参照着看，才能真正了解原谱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背景，这是微缩照片所无法比拟的。席臻贯没有面对原谱之前，就已从唐代音乐史料中发现叶栋先生的很多译谱在调试上与记载不相符，推测叶栋的解释是不成功的。如今面对原卷，许多原本很简单但是一直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清晰了。

　　问题之一，何以断定这是一份乐谱？这是日本的学者林谦三先生考证日本古代乐书后的结论。唐朝时，日本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先后十九次派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母体。日本还仿照唐朝设立了专门为天皇服务的皇家乐队——“雅乐寮”，输入大量的中国乐书、乐器和乐曲。

　　公元八三四年，日本的乐师藤原真敏万分虔诚地来到长安，恳请长安的琵琶大师刘二郎教他学琵琶。刘二郎竟对藤原不屑一顾，嫌他是小国异邦之人，不愿透露世袭的演奏方法。后来藤原捧出二百两砂金晋见，刘二郎才禁不住怦然心动，收其为徒。不料藤原极其聪明，三个月内已弹得妙极。面对高徒，刘二郎大约是认为这是上苍派来传承他技法的吧，遂把善弹琴筝的宝贝女儿嫁给了他，还赠他紫檀琵琶两面，曲谱几十卷。藤原回国后，当了“雅乐寮头”“定琵琶四调传于世”。后来，藤原带回的曲谱被编成了一本乐书，这里面的琵琶符号与编号P3808的敦煌古乐谱极其相像。因而可以断定为乐谱。林谦三先生也曾试图解译这份谱子，但终因解决不了节奏问题而仰天长叹，逐罢手。

　　问题之二，敦煌乐谱抄在什么地方？敦煌写本正背面的关系是什么？敦煌卷子绝大部分是黑墨写在楮纸上（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造楮纸法是：“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楮皮六十斤，仍入嫩竹麻(“麻”为形容词)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浆涂，入釜煮糜”，然后漂洗、舂捣成纸浆。），有汉文、吐蕃文、回鹘文、梵文等等。汉字写本中多为佛书，而佛书背面杂写曲词者，不可胜数。

　　当时纸价一定颇贵，地处西陲的僧侣来钱不易，所以纸背面多被利用。正面记录关于信仰的学问，背面记录尘世的凡俗事项，用以记事、记录诗词曲子、乐理、台词，以及舞蹈动作、舞台美术、排练队形、后勤保障事项等等。打个不妥当的比方，这些卷子背面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个人的记事本。（不久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敦煌古乐研究专家、古琴演奏家饶宗颐先生考证认为，敦煌古乐这份卷子正面是曲谱，反面是佛经。饶先生曾被法国人请去专门研究伯希和骗走的卷子，见识多广，想来先生自有道理。这样一来，敦煌古乐的抄录时间一下又提前了许多）。

　　问题之三，为什么要用这些古怪的符号代表曲谱？当时，唐代的音乐虽然发达，但却没有像今天的五线谱、简谱那样科学易懂的记谱方式，只能借助语言文字去说明，而唐代的梨园子弟、音乐教坊对音乐方面的专业技能是严守秘密的，只在家族中、师徒间单线传授，创造这些符号一来简便易记，二来外人无法读懂，从而可以保证自己在演奏方面的地位，既受官府宫廷和群众的宠爱，又能保住饭碗。虽然当时唐代的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等人用诗歌竭力表现音乐之美妙，并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实际上他们连什么是谱子都不知道。因此，这些唐五代的记谱符号到了宋代已是“人多不知，皆以为瓦谜”了。

　　问题之四，破译古谱的难度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从不知道这份谱子是什么东西到完美再现当年度仙音美曲，道路何其漫长。一个被高智商的人群猜了六十年的谜，恐怕决不是一个易解之谜。单说还原古谱音域，判断当时声乐与器乐音响运动规律的音高标准问题，就必须准确，稍有错失，将会导致学术上的极大弊端。而古谱不是音高谱，而是音位谱。即在琵琶的每根弦和柱子间设定了一个符号，这样一根弦可以定出十二个音，也就有十二种定弦的可能，琵琶有四弦的、五弦的，所以解释起来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全部的电话号码吧，许多学者曾经拿纸在那里推算，开始好像能解决点问题，最后才发现哪怕耗尽一生时间也算不出来。

　　那些天，席臻贯像最虔诚的教徒拜倒在上帝面前那样，在巴黎图书馆里读千年古谱，每天都是读到人家要关门了，才小心翼翼恋恋不舍地把自已国家的珍宝还给人家，百感交集地走出去。中午，他在图书馆里吃方便面，这也算一种中国特色吧。晚上，图书馆要关门了，他还傻乎乎地埋头抄写。弄得法国人直纳闷，图书馆东方文献部的负责人不解地问：“我们已经送了七套微缩胶片给北京图书馆，你怎么跑到巴黎来抄书？”

　　席臻贯回答：我感到很欣慰，目前中国大陆的学者，只有我看到了敦煌乐谱和曲谱的原卷。而大陆敦煌学的研究，常常因为日接触不到原卷，每沿前人之误，用力至深，去真相尚远呀！

　　笔者手上有一份席臻贯在巴黎抄录的P3593号卷子背面的二行琵琶谱，后来，这二行琵琶谱成为他解读古谱的唯一一块路标。

　　抄书是席臻贯的基本功。无权无势，囊中羞涩的穷文人大都有这种经历和体会。《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是他手抄的，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也是他手抄的。虽然这些书后来都再版了，席臻贯还是用精神胜利安慰自己：抄一遍胜过读五遍。

　　他换了一些法郎，却一个子儿也舍不得花。据他自己叙述，图书馆附近上厕所需要交费，他舍不得上，就站在赛纳河边解决问题。他辩解说，法国许多男人都是这么干的。

　　省下钱是为了买书。书店即将关门，他跳上出租车赶在关门之前买下了期盼已久的两本书，一本是香港饶宗颐先生的《敦煌曲》，一本是台湾学者陈鼐鼎的《清四史乐志研究》，大陆没卖的。

　　席臻贯说他要做学问了。他对妻子龚仁兰平平平淡淡说完这句话就坐在小书桌前埋头读书，近视眼镜在鼻梁上挂得很低，像旧时的账房先生。

　　西部的夜空既高又远，瓦蓝深邃，经常没有一丝云彩，星光就在这种背景下闪烁。没有人会注意到坐落在兰州东郊黄河南岸席家的窗口，有一盏经常彻夜长明的灯。

　　多年以后，在席臻贯梦萦古谱，魂归大唐的时刻，龚仁兰泪眼迷朦地忆起他就是从那时由凡夫俗子变为圣人的。换煤气罐买面买菜逛街一类的事再不干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嘴突然不再馋了，可以大度地接纳各种食物。他像个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圣徒，主心修行，世俗之事很难进入他的视野和心灵。瘦弱的夫人三步一歇地把煤气罐扛上三楼，他连眼皮也不抬一下，瘦弱的夫人粉刷墙壁，叫他左转就左转，右转就右转，动作机械而僵硬，像只木偶。

　　这样也好，只要不强迫他的眼睛离开书本，全家就能相安无事。要知道，他对儿子不喜爱音乐专业而去当一名调酒师非常伤感，一想起自已培育的“优良品种”会离经叛道，就痛心疾首。

　　席臻贯很快就写出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琵琶谱符号考——暨论敦煌曲谱的翻译》。这事实上是一篇与叶栋先生商榷的文章，但是英年早逝的叶栋已经无法与之商榷了。

　　一、此卷子是由二十个谱字（燕乐半字谱）书写，由四弦四相琵琶用木拨弹奏的唐人乐谱。

　　席臻贯首先肯定了叶栋的研究是极富成果的，单是从激起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热情与兴趣上说，也是空前的。他同叶栋一样，断定p3808字谱为四弦琵琶演奏的谱式。但又指出：一、叶译谱的调式与历史资料记载格格不入，很难证明这就是唐乐。二、定弦法失算，音高信手拈来导致了曲调名毫不相干，所以可以断定该谱不是大曲，最可能的是歌曲伴奏谱。

　　席臻贯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敦煌曲谱的解读，经几代学者的奋力，现在虽还有雾里看花之感，然已非咫尺千重，不可触摸了……让我们再鼓一把劲，向国人应本爱国热忱，力求通解，务着先鞭，不可再落人后（任二北语）的前辈期望高峰，作最后之腾骧！”

　　“扬弃”是为了开出更美的意识之花，否定了他人，自己必须拿出更好的东西，这是席臻贯的初衷。然而，他却发现自己挤在一条死胡同里。他否定了叶栋等人的研究，却不可避免地沿着他们的思维定式向前滑行。因为他们毕竟受到的都是现代音乐教育，考证问题时常不自觉地用现代的模式去套唐代的谱子，结果左冲右突还是撞在了南墙上，今日之去我再去否定昨日之我。

　　到了一九八五年，席臻贯在连续的失败之后，感觉应该为自己的解释工作设立一些标准了：

　　首先，曲子的节奏必须是均等律动的，不能再像以前有的破译者的曲子那样节奏忽长忽短。因为唐代的“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现代音乐的“乐”，唐代的《菩萨蛮》乐舞有几百人同时起舞的宏大场面，如果不是均等律动的平稳节奏，而是时长时短的弹性节奏（非均等律动），几百舞女怎么能“趋走俯仰”，“中于规矩”呢？

　　还有可听性。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就像唐诗数千年来人一直感觉是美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一样，受到李白杜甫这些审美大师百般宠爱的唐代音乐也一定是悦耳的和谐的动人的。

　　再就是能从敦煌曲词中找出与同名的词相配，能歌能舞。还得与宋代歌曲旋律有血缘关系。

　　乱云一般的曲谱仿佛突然变得清晰了，席臻贯点起脚尖已经望见“天门”，那些费力费神枯燥乏味苦思冥想的考证，正在变成一种能用激情诗意的金线串在一起的美丽与崇高。

　　席臻贯不同于其他解释者的地方，在于他智慧的深处具有一种独特的隐秘的感觉，既美的感觉。借助于这一感觉，他才能领悟唐代艺术。新的破译标准就要使这种感觉振翅奋飞起来，在大唐的蓝天白云下，用心灵去倾听好感受，闯进大唐的深宫，学会用唐代的思维方式体现大唐的时代精神，进入大唐的心灵。

　　法国著名作曲家圣桑说得好：“音乐艺术的威力，它的主要作用以及它的胜利恰恰就在于洞察心灵，沿着勉强可寻的途径向心灵挺进。”

　　走过长安的灞桥，就仿佛已经进入了物华天宝的千古盛唐。渭河岸的烟柳泛着鹅黄的质感，有柳絮儿在翻飞，一位长者绘声绘色对他讲起风流天子李隆基与杨贵妃悲切的爱情；在长安城头，他兴致勃勃地观看胡姬与胡腾儿闪着琥珀色的“玻璃宝眼”跳飞速旋转的“胡旋”；他挤进围观刘二郎、曹妙达琵琶演奏的人群中，紧盯着他们“四弦一声如裂帛”的弹拨手法；他念一声“阿弥陀佛”，与寺院的高僧纵论佛经；他挽起袖管，借敦煌画工的彩笔在壁画上绘一个娇媚舞女；他掂两壶老酒，与李白金樽对月，畅谈，看完霓裳羽衣舞的感受，“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谁能拥有如此奢华的美丽？他又去泪流满面倾听年轻病弱的“诗鬼”李贺在暮秋醉吟新作：

　　梦醒来，仍是青灯一盏，寒星点点，那些历史人物与场景止了喧哗，悄悄地返回史书。搓一搓发木的脸，抖擞一下精神，再一次开始精神世界的漫游与倾诉。世界史、中国史、丝路史、敦煌学、历代西域音乐文化史、舞蹈史、乐器演奏技法，佛经、易卜研究，诗词曲词研究等等……他还从《易经》中寻找卦相与和弦的对比关系，印证相术与礼在古代中国音乐意向中深层蕴含；在物理学色彩的光波组合中应对出与和音声波组合的关系。

　　无意之中，席臻贯成为自宋代以来唯一一位诗乐舞三位一体综合研究的学者。一综合就有了新意有了灵感有了路径，这使他绝处逢生。

　　他的手很勤快。他知道勤快不会吃亏，在那个干冷少雪的冬天，他卷缩在甘肃省图书馆的一角，不停地往手上哈着热气，抄日本的《广辞林》，三个月内抄了八十万字。抄着抄着没纸了，这才想起妻子。他用不起正儿八经的稿纸，只能用别人弃之如敝屣（xi）的废纸。妻子是铁路上的会计，可以找到大量过期作废的帐表。抱回来。从中间一裁两半，正好作卡片。

　　席臻贯抄了数百万上千万字的卡片。他把摊子铺得极大，演讲范围向外辐射得极远，不争一时的输赢，不要眼前的功名，而要问鼎笑到最后的殊荣。因而他显出一种从容不迫、处变不惊的气派与大度。有时他会突然离开既定的路子，转头去研究另外的课题，甚至还写起看似与破译无关的著作，翻译起他人的作品来。他把这些统统称之为“练笔”，好轻松哇。

　　只有龚仁兰知道他。这位妻子一句话就撕下了微笑的面具。她说，老席不容易啊！身为男人，身为长子、人夫、人父，社会角色赋予他的担子实在是很难负载的。由此造成的心里压力驱使他只能搏命。宁肯折寿也要搏命。何况他一直对西域音乐怀着始终不渝的挚爱。